而那些年中，黄自己也处于不断的痛苦中。他力图缓和矛盾，但并不见成效。他的工作状态由此变得很糟糕，“忙得一塌糊涂，不能够专注。”后来，黄总结道：“我不是做早了而是做晚了，不是做凶了而是做犹豫了。”
这时候，那个叫韦尔奇的美国老头儿出现在黄鸣的电视里。“有三种人不能用，”老头儿说，“有能力有业绩有影响力，但是对企业不认同的人对企业伤害最大。”
“前两种人我没记住，”黄鸣说，“就是这句话让我感觉醍醐灌顶。听人劝吃饱饭，但是你不能都听。从一万句里选出一句，那是本事。”
“实际上，”黄鸣说，“现在想起来，这些人的影响太恶劣了，造成的损失几千万可能都不止。他们把企业里改革创新者的努力抵消了，让那些人没信心了。把零度的水加热还是容易的，但是要把冰化成水再加热，要费多大劲？”
而这些人并不是要以企业为敌。在黄鸣眼里，他们对企业有很深的感情——事实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坏蛋敢于这么理直气壮地唱反调——他们只是不自知。同时，他们又是自私的。“你伤害了他的利益，他不说出来，他只说这个企业要垮了。我原来以为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国有企业里。”
如果不相信韦尔奇注入黄鸣体内的力量如此神奇，黄下面的故事就会变得不好理解。
“我决定照韦尔奇的去做。”黄鸣开始明确地与范建厚为首的改革派站在一起：“我们不再做解释，不换思想就换人。这次我要斩你了。”面对元老们时油然而生的“不忍”不存在了：他们实际上对企业已经“不义”很久了。
动荡开始。
先是几位副总相继离开——或是被竞争对手高薪挖走，或是由于“不同政见”愤而离职。一些职位较低的观望者在看到改变老板想法的希望不存在后也离开了。这些干部的数量将近300人。“高层基本都清掉了。”紧接着，绩效考核得到强有力的推行，又有七八百人被淘汰。同时，夫妻同在皇明的有两百多对，闲话和小道消息传播极速，凡属中层干部的两人中必走一人(涉及7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