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和政府关系密切，这种浓厚的“官商”色彩和模式也是晋商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官商”曾经给晋商带来或明或暗的好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化解经营风险，并且解决政府和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两国边境贸易的三个通商地点，常氏家族能够闻风而动、捷足先登、占了先机，也是因为有官方信息来源，信息就是财富。
但是，这种寻租模式带来很多社会问题。首先，社会成本增大，消费福利减少。垄断造成高价，而受害的是老百姓。其次，腐败问题难以避免，寻租成本会越来越大，胃口越来越大，而且是长期的。第三，机会成本减少。山西商人捐官、行贿、募捐，而这些钱本来可以经营投资。第四，形成路径依赖。为什么山西商人不想投资现代化工业？因为他对政府的依赖越来越强，来钱容易。清政府一垮台，对他就是致命的，一个时代过去了，他的增长方式就再也行不通了。
山西商人向近代投资者转型，历史并不是没有给他们机会。常凤玄的大哥常凤铸，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机械，精通印刷技术。1921年，他归国时带回外国先进机器，在太原开办了有名的范华印刷厂，厂址就在太原市钟楼街7号。这并不是常家第一次考虑投资近代工业，更早些时候，1896年和1908年，常家后代曾先后兴办桑园和织布厂，但是都没有成气候。
这个时候，东南沿海的洋务运动已经开始近半个世纪了。事实上，通过印刷、纺织这些轻工业投资来开始家族企业的转型之路是很明智的选择，因为它们投资少、见效快、调整容易。但是1917年，在一战后期，山西爆发大规模的保矿运动，山西商人纷纷出于爱国热情经营矿业、投资重工业。“重工业投资大、见效慢、调整慢，而且受政治因素影响很大。所以，山西商人向近代工业的转型是跳跃式的、非常规的。”
那么，如果没有保矿运动，是不是晋商的历史和我们故事的结尾就要改写？刘建生否认了这种推测：“山西商人，说句不好听的，玩的是空手道，低进高出，牟取地区之间的商品差价，不是实业。对于他们来说，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财富的象征，也是最稳妥的财富保有形式。他们实际上是一群商人加地主——中国自商鞅变法以后的土地制度、土地观念造就了这个群体的气质和衰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