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到清末，晋商成帮，号称“海内最富”。山西大学社会学教授行龙分析这个社会现象的成因有三个：一是元末明初，山西在换代战争中受损失较少，又比较风调雨顺，因此有朱元璋时代的大移民，山西逐渐人稠地窄，人们为生活所迫，通常外出寻找新的出路；二是明代朝廷为了巩固北方，防止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鼓励百姓去北方边境一代从商；三是通常所说的“从众”、“趋利”心态。一个邻居贩茶叶发了财，村子里的其他人当然跟着上。用托尔斯泰的话说：“一个普通的老农民，他的智商也不比一个外交家差。”
常凤玄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家里的境况就很不好了。小的时候，他经常看见父亲一出家门就被债主抓着领口讨债，最后闹到警察局去。有一年，阎锡山驻军向下面派款，父亲千方百计筹好钱，可还没等送到，阎锡山却被打跑了。这也是真实的笑话。“别人是挣了钱买房子买地，我们家是挣了钱就读书。因为那时候做生意是等而下之的事情，谁都来欺负。”
清朝的时候，山西民风崇商，这本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一次叛逆。但是到了后期，这个价值趋向又一次发生了逆转，常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常氏家族最鼓励后代读书科举，并且在庄园里设了自家的书院，请当地最有名的先生来教书。常赞春兄弟四个都是举人，常赞春考进士不成，后来才进京师大学堂的中文系。
到了常凤玄这一代，商业已经是一些零碎记忆，就连家族的交际圈子也变了。据常凤玄表哥常风的外孙女赵兰回忆，和外祖父信件来往的都是他当年的同学好友，有大学同班同学钱钟书、杨绛、萧乾，外祖母郭吾真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是吴晗的同班同学。常风本人在随笔集《逝水集》中也回忆了自己早年和沈从文、冯至、朱光潜等人的交往。常凤玄则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退休，研究了一辈子藏族文化，是个清贫固执的知识分子。他说父亲留给他几句话：“群而不党，有教无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