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导向、行业冲击、管理瓶颈已成为中国企业入世后的重要生态环境。
以2005年作为一个临界点，我国服务业开始进入深度开放的后过渡期。从2005年开始，一些敏感的行业将实行开放：在商业、通讯、建筑、分销、教育、环境、金融、旅游和运输共9个大部门、约90多个分部门做出了开放承诺。
与前过渡期相比，后过渡期的最突出特征就是：主要的一些敏感领域结束保护，市场开放的压力增加。按照承诺，在后过渡期的市场开放力度和范围将明显超过前三年。
商务部WTO事务有关负责人认为,目前阻止中国进行国际竞争的瓶颈有四个：无核心技术、面临能源和资源供应困难、现有投融资体制使企业难以获得投资以及政府管理和服务严重滞后。
反思入世三年来企业国内经营环境的变化和决定因素，对企业在入世后过渡期中竞争发展有值得重视的借鉴意义。
政府力量
加入世贸组织所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对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的挑战。
新一届政府的领导集体上任后，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关注弱势群体”等重要方针。把握中央政府的真正意图和分寸是考验企业领导人能力的最重要指标，而千千万万个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基本构件和骨架，这也是何以中国经济体系的运作高度依赖于中央政府的政治发展观的根本原因。
政府对经济巨大影响莫过于持续一年有余的宏观调控政策。有专家分析，此次的宏观调控之突然、力度之大、争议之多应当是空前的。客观地看，土地资源、金融资源和立项审批资源几乎是目前中央政府手中最后的王牌，在中国的各种需求要素如消费能力、市场容量、产业升级等正在迅速走向市场化配置，而与此同时最重要的供给要素如金融、土地资源和审批制度等仍然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中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要素需求与要素供给之间巨大的冲突，两者公开的或私下的博弈将形成经济增长中最大的制度成本。在“铁本事件”、“德隆崩盘”、“中银重组”和一系列体现中央政府强制手段效力的措施中，体现扶植国企集团、辅助本土企业和支持科技实业的新经济政策将在一段时间内取代多年来推动民营企业、大力吸收外资和倚重金融运作的强势群体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