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人不乏转型动力
从智慧人的基本特点可以看出，在经济转型中确立智慧人假设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不是对劳动者的恩赐或者加冕，相反是对经济转型的“救赎”。宗教界也强调人的智慧或者“慧根”，比如圣经中有很多经文讲到智慧人可得的福气。但那是指信众在修炼之中或者皈依佛主、上帝之后。在此之前，似乎谈不上智慧人生。而在企业管理中则不同，智慧人的秉性在转型没有完成之前就已经具备，成为经济转型的动因和初始条件。
一般说来，学界讨论的影响人性的主要因素在智慧人身上都有体现，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人性的潜在结构。比如欲望：智慧人的欲望有贪婪的倾向，但不等于贪婪，还包括知识与健康的欲望，也有以“天下”、“企业”为己任的欲望。虚荣：智慧人的虚荣同样有两面性，主要受家庭和社会的影响，或者由此产生的逆反。除了有可能导致人际关系紧张，也有使人追求上进，赢得别人尊重和好评的可能。嫉妒：嫉妒是在比较中产生的，康德认为嫉妒是忍着痛苦去看别人幸福的一种倾向，是一种间接的、怀有恶意的想法，是一种不满;其实嫉妒也有其正面作用，可以激发个体的求胜心理。情感：智慧人的情感似乎较为理智，但也会碍于情面，为情感所误。
当智慧人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人性结构就会有所升华，增加成就感、幸福感、地位感等要素，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外显结构。其中成就感、幸福感主要来自个人内心的体验，比较个性化。所谓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是什么样的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成就感主要表现为古人所说的三立：立功、立言、立德。立功相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业绩，比如效率和效益等等。立言基于学识(知识和创见)，表现为价值观念的多样化等等。网络时代为人们“立言”提供了便捷的媒介与载体，比如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微博等形式尝试获得自己的粉丝。立德也就是通过道德操行来影响人。
幸福感除了对物资生活的享受，还包括对立功、立言、立德所付努力和成果的自我体验。这即离不开际遇，又可以与际遇无关。
地位感在智慧人的人性外显结构中是一个弹性较大的要素。这是因为它充分显示了智慧人的社会属性，而社会属性又是极其复杂的。按照彼得原理，“在一个等级制度中，每个职工趋向于上升到他所不能胜任的地位”。如果说这是一种纵向的地位感，那么还有一种横向的地位感同样重要，那就是在同层次中的受重视程度，比如“我正在做某某事，辛苦着呢!”地位感还可以分出存在感、价值感、历史感三个层次。与个人体验不同，它们主要表现为社会评价的反映。由于引起社会评价的范围、历史跨度有不同，追求地位感的时空跨度也有差异，或者追求时髦，或者坚持可持续发展等等。
在经济转型中确立智慧人假设，并非单纯为了经济发展，而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如果说经济发展是为了满足智慧人日益增长的物资生活的需要，那么只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满足智慧人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如果转型的目的正在于此，那就决定了经济转型必须以人为本，并且是以人的智慧为本，从而实现经济转型出发点和目的的统一。
转型智慧的两面性
当然，确了立智慧人假设之后，并不等于经济就可以自然转型，在可能与现实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智慧相对于道德判断而言是中性的，既可能表现出真善美的一面，也可能向假丑恶方面演化。老子所谓“智慧出有大伪”，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我们却不能像封建统治者那样采取愚民、闭智政策，需要对智慧善恶的两面性进行客观的分析，抑恶扬善。
应当明确的是，善与恶在很多情况下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老子在《道德经》中早就指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那意思是说，美包含着恶、善包含着不善，彼此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利益取向多元化的今天更是如此。茅于轼先生在《道德能值多少钱》的博文中，把人的行为按对人对己、有利有害的区分，列出四种组合，一为利人利己、二为损人利己、三为损己利人、四为损人不利己。一般认为，一、三为善;但是茅先生说：“从社会整体来看损人利己未必不可取，只要损人很少而利己极大，此种行为就有利于社会”。尽管我们可以不同意这种观点，却不能不承认这也反映出一种生存智慧，如果每个人都能找到一种损人极小而利己极大的方法，或许“可使社会的总利益得到增加”。
如果我们将上述四种组合作为智慧人行为模式的动机(因)，那么再考虑实际产生的效果或者后果，也可以把人的行为分为四种情况：(善因，恶果)，(恶因，善果)，(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张向前先生对这四种情况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人性在善恶上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至于如何转化，既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的变化，也有智慧人实用主义的选择。
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对利己的选择进行炒作、包装与博弈，古人把这叫做“机心”。《黄帝阴符经》中说：“人心，机也”;这里的 “机”既是“枢机”之“机”，也是“天机”之“机”。也就是说，那是客观现实的能动反映，并非人心不古。在企业中，智慧人的善恶转化取决于管理者的“机心”取向，比如在“寻租”与“创新”之间进行权衡。管理者既可以用于勾结官僚政客以寻租，又可以用于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一般取决于哪一类活动回报率更高。腐败频现，意味着管理者寻租的回报率远远高于创新的回报率，管理者的“机心”难免会倾向于寻租。这时候，智慧人即使把自己的“机心”用在创新上，也很难得到地位感的满足。
即使在社会主流价值观中善恶界限是明确的，智慧人并非必然会远离恶事，仍会有“前往受害”的尝试，那取决于个人对风险成本的考量。《黄帝阴符经》把这叫做“机在于目”，即见机而动，不会死守一端。即使是对科技成果的运用，即使智慧人不乏创新能力，也会如此。在这里，科学的两面性与智慧的两面性是一致的，“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反过来解读：在科技和创新智慧方面，“得之固躬”则为君子;“得之轻命”则为小人。智慧人同样有君子与小人之别，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智慧人当作溢美之词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