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商帮，称雄一时，地域辽阔，涉猎广泛，影响深远。近些年围绕晋商有不少文学作品涌现，如分别表现晋商当中平、祁、太三大帮的电视剧《昌晋源票号》、《乔家大院》和小说《白银谷》，以及舞剧《一把酸枣》、歌剧《立秋》，对晋商精神有较深的挖掘。但有一个不足，对东家这一晋商事业的老板群体似乎重视不够，他们总是若有若无地、隐隐约约地存在着，看似无足轻重，甚至更多地聚焦于其负面影响。这显然是一种误解。毫无疑问，晋商事业辉煌与其东家的作为、与东家的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探讨晋商东家的领导艺术，对于企业界在今天这样一个云计算、大数据时代如何改进领导、提升管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晋商历史上的“东家现象”
在晋商历史上有一些独特的称谓，比如出资的老板叫“东家”，负责经营的总经理叫“掌柜”，打工的叫“伙计”，具有战略联盟性质的生意伙伴叫“相与”。据百度词条，所谓“东家”，旧时称聘用、雇用自己的人或称租给自己土地的人。又，“东家”是旧时雇工、佃户、幕僚对雇主、田主、上司的称呼。晋商的东家很可能自己同时又是准掌柜的角色，尤其在创业的初期或危及艰难时期，比如《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他就是大东家，似乎同时也是CEO，只不过他做大东家要受大太太的节制，做CEO又要通过大掌柜去执行，甚至要受孙茂才等幕僚的制约。
从总体上看，晋商东家最重要的任务是两个：第一，做重大选择。包括战略方向、文化定调、聘用掌柜、极其重要事项的决策等。如乔致庸在包头建立亿“诚信”为首的商业秩序；力排众议提出“汇通天下、货通天下”的口号；南下开辟茶路；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出逃至祁县时，不顾他人反对为朝廷捐银逃难。一桩桩，一件件，无不显示了晋商东家的雄才大略。第二，为掌柜履职创造条件，千方百计服好务。在晋商舞台上，涌现出日升昌票号雷履泰等一大批叱咤风云的经理人群体，他们推动了晋商的发展，也实现了自身的人生价值。在这些优秀经理人背后，是一大批知人善任的东家在支撑着。
晋商文化的独特性不在于有掌柜，而在于有东家。“东家”，正是晋商文化中一个极其鲜明的符号。2013年初由晋商会联盟联合山西会馆网、世界晋商网发起的“微博献计、晋商起飞”活动，最早有两种奖品，其中一种就是印制“东家”字样的文化T恤衫。晋商东家的作为，显然很符合我们今天的公司治理视角，晋商“东家现象”作为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确实有深入研究之必要。
二、东家领导艺术的深度剖析
北师大杨世文教授指出，统治、管理、领导在本质上都是“借力”，可以视为“借力”的三种模式，或者说三个层次，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具体主体、具体客体和具体情况。一般而言，领导的境界是最高的。领导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具有“道”、“抓住实质、解决根本”的特征。统治有“统治术”，管理有“管理学”，只有领导才可以有“领导力”。从领导科学和艺术的角度，可以对晋商东家群体有一个更深入、更通透的认识。
（一）晋商东家主导的独特的股份制，是实施企业治理和管理的重要制度基础。
晋商最早也和其他商帮一样，采用独资经营形式。明朝政府开中法带来大发展机遇，独资经营遭遇了资金困境，晋商大胆探索，大致采取了三种创新形式：一是向资金宽裕者借钱做买卖的“贷金制”（缺点是借出者和借入者难以做到风险和收益匹配）；二是几家财东联合出资的合伙制（缺点是常因异地合伙者利益分配上的矛盾而难以善终）；三是建立在地缘或血缘基础上，以讲信义、重承诺为前提的伙计制。对伙计制，明朝人沈思孝曾概括为：“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生。……盖是富者不能遂贫，贫者可以立富”。这些探索和创新是晋商股份制的先声。
到了清代晋商的发展机遇更多，需要进一步集中资本和改善经营管理，这就产生了股份制（晋商称为股俸制）。晋商的股份制务实、灵活且丰富多彩。可以总结为四个特点：
（1）银股（财力股）和身股（顶生意）相融合。清朝人徐柯归结为“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银股和身股均参与分红。一般银股分红利的60%，身股分40%.银股享有永久利益，但对商号盈亏负有无限责任；身股则不承担商号的亏赔责任，顶身股者死后一般会给予一定优惠。
（2）在银股结构中，除正本外还有副本（护本、辅股）。正本是财东的合约投资，可分红，但无股息。副本有两种：一种是财东除正本以外又存放于商号的资本，另一种是东家、经理及顶身股伙计从分红中提留一部分存入号内。副本只得股息，不分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