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同时，从根本上承认了\"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当前我们讲\"义\"，不再是脱离实际历史条件的管理思想，也不再是与\"利\"的对立，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
（五）重均同而轻个性的偏向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西方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虽然处处讲人，但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在\"均同\"思想影响下，总体是神圣的，至高无尚的，个体则是卑微的，微不足道的。这种总体对个体的排斥，构成了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本质。在企业管理上具体表现在：
首先，在企业管理思想上，我们曾经偏重于那些重总体，轻个体的学说。比如：建国后，重视对原苏联管理思想的引进、吸收和探讨，而这种管理思想的一个特点是维护了一种总体至上的观念。反之，对西方国家比较强调个性和个人积极性的管理思想，弃之不顾或否定批判。
其次，企业在管理制度和方法上趋于共同，缺少特点。从前，由于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不是独立自主经营的法人实体，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因此，国家的方针目标就是企业的方针目标；国家的价值观念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念；国家的管理文化就是企业的管理文化……所有企业同遵一旨，同出一源。
第三，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上，\"铁饭碗\"、\"大锅饭\"至今仍是个别企业改革发展的阻碍。具体表现就是讲攀比，不讲竞争；讲均同，不讲贡献；讲公平，不讲效率等等。长期以来这种\"求和去异\"的儒家管理思想，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顽固地保护着人们的心理长城。
第四，以往在企业职工个性上，共同性胜于特殊性，群体性高于个性性。使职工个性长期处于抑制和闭锁状态，个人需要绝对服从集体的利益，排斥任何做法的\"个人主义\"。其结果，使一些企业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