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专制而轻民主的偏向
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是封建专制管理的国家，民主管理的空气非常稀薄。战国时期，孟子曾主张\"民贵君轻\"。但这种\"爱民\"、\"为民\"之说并没有真正得到封建帝王的认同。相反，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的个别企业中常常表现为领导者的个人决策，家长制、一言堂。在这种绝对权威面前，\"上有所好，下必慎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使得一些敢于直言，富有才华的管理者被拒之门外，任人唯亲的现象比较严重。广大职工的智慧和潜能受到压抑，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难以形成。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难以杜绝。
（三）重人情而轻法制的偏向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表现在企业管理机制上，常以非理性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原动力。它过分重视人情管理，忽视企业规章制度的作用。结果导致一些企业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的现象司空见惯。规章制度停留在嘴上、纸上，而不能见之于行动。这种\"人情\"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和谐，但企业毕竟不是一个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组织，需要一种客观公正的标准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
（四）重情意而轻利益的偏向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义\"被一些传统观念理解为合乎管理阶层的礼制的行为规范，\"利\"主要是指物质利益。孔子的管理学说显示出\"贵义贱利\"的明确意向。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主张，进一步把\"义\"\"利\"对立，认为\"利\"是引发个人作恶和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而宋明礼学，更直接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把封建统治阶级的管理思想行为规范和物质欲望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极。
建国以来一个时期，我们在\"左倾\"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脱离群众对实际生活的物质需求，幻想不去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能达到共产主义，这是十分可笑的。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