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有利可图才去做的主见是很难动摇的，“正泰集团”南存辉讲起当年办集团企业的故事：“政府一直要我搞企业集团，我不干，因为我想不通有什么好处。两年后，一个外国企业一下子要买100多种低压电器，我只能生产几种。我想我可以帮他收集，然后一起卖给他，结果一问工商局行不通，必须是一个集团才行，这时我才想起联合起来做集团。”
这种完全由眼前利益决定的家庭企业方式在初期可能显得布局混乱，但最终却使温州从大量筛选中找到最适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据老书记董朝材3个月调查，当时温州家庭企业平均投入1元产出可达10元，而国企却是投入10元产出1元，这种完全由市场利润牵引的家庭工厂为温州确定了长远的基础。
家族企业的短期逐利性使其每选择一个产品都先在本地试销，有前景再做大，这也使温州选择了老百姓用得最多的东西，如皮鞋、衣服、眼镜等，并使其价格最接近中国广大城镇与农村的心理价位。这是温州小商品做出大事业的原因。
温州在80年代起了中国商品质量与价格调节阀的作用。当时中国只有质好价昂与低质低价两类产品，而温州人生产出款式新潮、质量一般、价格较低的产品，例如80年代中国只有3000元1套的全毛西服，温州人用30%毛、70%毛纤的啥味呢替代全毛，生产出式样一流而仅售500元的高级西服，从而开始了温州服装业的发家史。
当年温州政府提出的口号正是“大力发展家庭工业。”老书记袁芳烈说：“当时的政策制定对我启发最大的是一个农村老太太，她家里有5台制松紧带的机器，每年纯利5000元。我想一个老太太是一个车间，100个老太太就是一个大工厂，一年纯利50万，在1980年这样的企业哪里去找？”
一哄而上的好处
家庭企业不容易扩大，相同规模的家族企业发现一个利润行业往往一哄而上，过度竞争。然而正是这种一哄而上，形成了温州不少产业不可替代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