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之所以能写作《我在联想的七年》，也很大程度上依赖那几年在核心部门工作的经历，了解联想高层思想发展的过程的经验，所以对我是非常有价值的。离开联想的主要原因，是看到联想在战略上屡犯错误，走了不少弯路，也不大听得进不同意见了。对我个人来讲，离我进入联想的初衷差距越来越远了。
东方早报：
事实上从您刚进入联想时就已经通过LAS这个案例对联想发展战略的问题有过切身的体验，联想发展战略的问题一直存在，您认为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关键是什么？
李方：
这些都不得不追究到联想的文化与基因。贯穿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就是一条基本线索，那就是追求经济效益。为了最“短平快”地追求经济效益，自然采用拿来主义。久而久之，从上到下形成唯经济目标导向的巨大惯性。这也就是联想基因形成的起源。
联想所犯的错误出自于错误的战略和决策，但我认为这不单纯是哪个人造成的，而更主要是一个群体形成的一种倾向，这就是文化和基因的厉害之处了。
东方早报：
您在书中表示，如果联想真的愿意学习GE的话，一定要学习它的一个企业文化精髓———“心口如一”（integrity），这样企业才有希望。您认为联想能做到这一点吗？
李方：
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这不是联想一个企业做不到，而是整个中国的企业群体都做不到。这些企业发端于转型社会的中国，企业家短视现象非常普遍，在要生存还是要技术的选择中，企业家会选择前者，并抱有美好希望，希望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回过头去发展技术，殊不知企业发展的惯性会左右企业一直向前冲，很难回头。比较国外企业100~20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企业仅仅才到了20岁的关口，至少在几十年的磨合期内，中国企业还不能和国外企业相提并论。联想并购：文化成最大风险
东方早报：
您不看好这场收购，联想此举的风险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