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第一财经日报其实比北京同行更早发布了一份调查报道。开篇即点明“‘头七”过后，当地居民明里暗里还在议论火灾。甚至网上还有难辨真伪的失踪者信息”，这份上海报纸的特派记者在上周一声称，自己根据一条邱女士及其儿子的失踪信息实地打探，但小区对门邻居回答“对面无人，火灾后陆陆续续已经有几拨人来打探过情况”，蓟县宣传部的李科长则坚持了“没有失踪的报警”的说法，称“政府目前没有掌握邱女士的情况”、“当下事情太多，无法陪同记者去一一核实网上传言的失踪者”。
这篇由“沉默的小城”、“政府的应对”等小标题组成的稿件，显然难堪大任。由法制日报、博客天下在此后发表的报道中，更多的也只是对“质疑还无法消除，真相也就依旧成谜”的感叹。最终，还是要靠人们的注意力疲劳。或者，京城记者的“笨功夫”也能帮上一点忙。
在列举了那些类似“卫生间里发现20具尸体”，“五楼有8个抱在一起烧死的”，“参加完中考的上仓镇一家7口去商场放松一下，一个没剩”的网络说法后，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踏上了证伪之路。记录中也有那位邱女士，以及那些隐于山里不知名的村庄，根据报道，面对涉及本村村民的传言，那些大妈、老妪、黑车司机的回答是：“我没听说我们村有烧死的，绝对没有”;“我们村就没有姓陈的”;“如果有这种事，我们肯定会知道”......
在新华社通稿里没有得到引述的那三名“网上散布传播谣言者”，其实已在蓟县电视台10日晚间的新闻节目中“幡然悔过”。根据北京青年报摘录，“下仓镇的刘某是三名接受采访的传谣者中唯一的女性，其网名是‘刘佳的日志’。据她说，自己6月30日的时候并没有去现场而是待在家里，她从QQ空间里看到了网上的转帖，心中很气愤，情绪比较激动，抱着‘为火灾死难者说话，为死难者祈福’的心态去转帖。此外，另外两名男子，一名是别山镇李某，网名小三，另一名是刘某，马伸桥镇，发表名为‘莱德老板每个人赔80多万’的帖子。”
还有一位大叔现在也很激动，只不过，他的理由完全相反。根据北京青年报此文引述，参与救援的任德宽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背上了“托儿”的骂名。他的事情被拍客做成视频发到了网上以后，他却因为大部分说法与政府一致招来了骂名。“我实在不想多说了，没想到做好事还挨骂。”任德宽感慨地说，“我真的不是政府的‘托儿’。”
北京青年报又是不是政府的“托儿”?在发表了这篇可为天津官员减压的报道后，这份报纸可能确实说服了一些人接受官方通报，但也招来了“五毛”媒体的嘲笑。这或许也是该报为什么要在次日发表社评，感叹“权威发布何以压不住传言”的原因。
“意外”——作者以此来形容自家记者所获真相与政府披露信息的吻合。而后，根据文章中的“平心而论”，“蓟县以及天津市有关部门对火灾的扑救是比较及时的，信息发布及善后工作也算得力，从中不难看出，公众的不信任情绪其实与救援和善后本身并无实质性联系，而主要缘于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诸多工作环节的脱节。”
那两段“恰恰能够佐证官方的结论”的视频被提及，用来说明“政府信息发布与证据披露的不对称”：“如果这些证据能够及早发布出来，其实完全可以纠正外界的误判，消除‘卷帘门关闭’等不实传言，对众声鼎沸也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天津本地“沉默是金”的做法亦被批评：“有人做过专门统计，对商厦火灾这一众所关注的事件，天津市政府的官方微博在最初的关键阶段只发布了两条消息，且对微博空间的大量传言未作回应。蓟县方面所谓的‘进一步回应’，也只是以传唤3名‘传谣者’作结。这种对民间传言的无视或过度警惕，导致政府丧失了舆情引导的先机。”
此后那条“小白楼啤酒节盛大开幕”的微博发布，更被北京青年报视作应急处理的败笔：“不合时宜的啤酒节把外界的不满情绪几乎推向了极致。政府机构没有表现出将心比心、与民同伤的人道情怀，是信任感丧失的又一重要原因。”
以蓟县火灾作为标本，文末总结评论员们对中国舆情特征的感受：“公信力需要各级政府的持续维护与加固，却又很容易在个别事件中被挥霍。蓟县火灾所暴露出的政府工作为传言所困的局面，是公信力匮乏的外部表征。政府所发布的信息需要媒体反复加以印证，才能逐渐为公众所接受，这样的现象不仅应该引起政府部门的反思，也值得整个社会深入思考。”
很难说天津宣传官员在苦闷之余有没有反思。虽然新华社在上周五发出电稿，通报“国务院挂牌督办天津蓟县大火案”，但天津日报、今晚报和每日新报还是更愿意展示《本市在台北举办“津彩魅力”天津摄影展》的消息。昨天午后，终有北方网发布通稿，宣布“事故伤员全部出院“、“犯罪嫌疑人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