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辟谣无用
蓟县官员的苦闷通过北京青年报得到表达：“‘我们从火灾当天就开始发布人员伤亡数字，可是老百姓就是不信，非得信传言。’被问及一场10死16伤的商厦大火为何点燃了民众的怀疑之火，蓟县相关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也很苦恼，‘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传言。’”
这是莱德商厦起火后的第13天，这份北京团市委主管报纸用整版报道宣布，自家记者从7月7日到7月12日走访了二十余村庄，行程300余公里，依照一份网络上流传的“百人名单”线索一条一条进行核实，最后发现，“政府公布的10名遇难者名单全部被‘百人名单’中的信息涉及，但有11人次属于重复计算，另有17条线索，涉及人数超过80人，均被记者采访到的村民和有关部门人士予以否认。”
对天津当地媒体来说，这种来自异地同行的调查报道，与其说是一次帮助，不如说是一种羞辱。以那句“没有新闻的城市”为标志，在过去的两周里，这个直辖市因为火灾之后的信息发布而广受诟病，从微博论坛到报纸电视，人们不相信当地官员的通稿，不相信当地官员的名单，甚至连当地官员的辟谣，也不相信。
上周日晚，天津官方重申10人遇难的数据，并通过新华社发布辟谣，即“有个别网民在互联网上编造、传播谣言，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根据已查清的相关事实，公安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造谣传谣者进行了处理。当事人已承认夸大死亡人数、冒充武警和目击者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等事实，表示悔过。”
或许在看到报章网站周一同步刊登这条辟谣稿件时，蓟县的官员们中会有一些以为这一页就快要翻过去了吧。只是，这次，辟谣这一招似乎已经效用大减，反驳来得坚决而迅速。
周二，在中国最重要的门户网站新浪的评论头条位置上，编辑们向全国民众推荐来自齐鲁晚报的《我想知道蓟县大火的造谣者是谁》，由作者郭之纯认定“这次的辟谣似乎有些太过轻描淡写，令人费解……辟谣必须不厌其烦，不能令公众有丝毫‘敷衍’的感觉，更不能令人感觉好像在为造谣者讳。”
根据文中说法，涉及公共事件的辟谣，必须回答清楚三样内容：“一是要对谣言的来源交代清楚：何人所造?何处、何时所发?二是要对造谣者的动机有所调查：是判断失误?还是有意为之?三是要对如何处理造谣者有所交代：是否刑事问责?处理的程序走到了哪一步?”所以，这位时评作者认定关于莱德商厦火灾的辟谣“未免太过含糊”，“既然相关事实‘已查清’，为何不完整地公布造谣者的身份信息?要知道，这样的造谣者既形成了欺骗，又制造了混乱，还诋毁了当地政府，对其身份信息已经没有任何隐瞒的理由;其次，既然对造谣传谣者已经‘进行了处理’，处理方式也应明白交代，不该惜字如金。而且，对当事人‘夸大死亡人数、冒充武警和目击者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究竟所涉何罪，也应一并予以公布。”
身为省会市委机关报的长江日报也不体谅同僚处境，允许一位武汉本地学生警告“对蓟县事件核心问题的关注不能偏移”，质问“为什么当地政府在事故发生5天后才有表态?既然原因查明，相关的责任主体是不是也已陆续呈现?对于死伤者应采以什么样的赔偿标准?”
根据作者的推理，天津官方发布新闻的方式大有可疑之处，因为“将处理造谣传谣者与查明事故原因的信息一并发布，可能会给人一种拒绝被关注的印象，甚至是将火灾事故的焦点转移”。文章强调，不实消息的出现乃是“信息传播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现象”，因此，“试图把信息清除得干干净净”之举不足取。
虽然没再点名，但环球时报同在这一天再进一言。继连续发表两篇评论感叹“政府公信力弱一再拖处理事件的后腿”后，胡锡进再签发北大教授张颐武署名评论，劝告“政府说真话，成本比说假话低”：“一些突发性公共事件，网络出现的传言和政府发布的信息之间存在的最大焦点问题在于，是否有人员伤亡和伤亡人数多少等关键性信息，而对这些方面进行隐瞒或化大为小，对于地方政府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好处，反而会承担更大的风险。”
只怕张教授那个“当每一次官方提供的信息没有被流言撼动时，其实就会撼动造谣者的信心，也会提高公众对官方信息的信任，政府的公信力就可以得到更大提高”的判断会被异议分子嘲笑。虽然“378人死亡”的说法不再流行于微博论坛，但确有人已举出附带真实姓名的“百人失踪名单”，呼吁调查。
就连此时出现在优酷网首页头条的“天津商场火灾部分监控曝光，正门并未关闭”也没能发挥什么用处，那些坚称有隐情的人们认定，这种对政府说法有利的录像视频在事发一周后再被发布，本身就证明了不可信。根据视频所附说明，这里分别记录了6月30日下午3点39分到下午3点41分的时候，正门(通道11)和侧门(通道28)所发生的情况，画面显示，火灾发生后曾有售货员组织一楼顾客紧急疏散。此前，“商场老板怕顾客不给钱将门反锁以致大量死亡”的说法在微博论坛上一度甚嚣尘上，并被天津以外媒体广为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