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札记:“别有用心”的正当性

   2023-07-11 互联网2740

文章就此警告,“倘若以牺牲环境和公民健康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则悖离了科学发展的宗旨”:“如果要上马的项目确实过硬,经得起推敲,那么涉事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将项目的详细情况对公众说清讲明,并邀请媒体和民间人士参与监督,尽全力做到公开透明,寻求民意的‘最大公约数’。而眼下状况频出的现实,表明一些项目未必经得起推敲,一些地方政府在悉心听取民意、同公众真诚沟通方面还存在很大问题。”

相较而言,启东官员一定更愿意看看《钱江晚报》的头条时评《启东事件,一场理性的双赢》。这份浙江报纸正因“市领导被群众扒了衣服要求穿上反对污染的文化衫、而领导却笑着面对镜头的图片”而感叹:“许多人在这条新闻的背后,探讨公民维权的底线。而在这场讨论中,微博上个别‘大V’,言语中表现出的‘赞美暴力’,所谓‘扒掉衣服要真相’,受到众多网友的严辞批驳。”

“人群散了,但这个官员羞涩的微笑永远留在了人民心中”——引用这句网友评论作为欣慰理由,评论员刘雪松认定“启东事件,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市民,都是赢家”:“输了的,只是鼓励公民成为暴民的暴力赞美者。人们在这堂现场课中体会到,只要理性的决策者尊重理性民意,都能寻找到一条共同解决困难、问题和矛盾的出路。”

在这些带头者的激励下,虽然一直没能等到通稿,但有更多媒体总编们昨晚决定放行评论。这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机关报之《“环境敏感期”的新考题》,作者郝洪提出两个问题:“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公民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的社会环境敏感期,怎样才能避免民众非理性情绪之下的极端行为?政府与民众如何理性互动,求得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

根据这篇人民时评所定义,“中国社会发展正进入一个特殊的环保敏感期”:“一方面,‘发展中’这一现实国情还绕不开产业的梯度转移,一些工业项目也不可能做到‘零污染’;另一方面,民众的环境意识与权利意识在迅速提升。环境利益冲突既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成为发展转型的一种折射。”

以什邡启东停建和厦门PX另选厂址的处理方式为例,文章认为,“这反映了政府顺应民意的可贵姿态,但有的问题并未结束,比如大型项目停建后如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重新选址后会不会引发新矛盾?”作者同样用反问提供答案:“地方在确实需要引入一些产业和项目时,是否尽了最大努力把环境风险降到最低?是否开展环境评估时也充分考虑了‘社会风险评估’?选址、兴建与运营各环节是否做到了科学论证、公开透明、充分沟通,进而得到了大部分群众的支持?”

“固然需要公民理性表达诉求,更需要政府成为负责任的透明政府”——这句带有次序轻重的中共中机关报训导甚合凤凰网之意,将之改为标题推荐在今日首页。新浪搜狐则同时配发来自团中央机关报的一周舆情综述,《尊重民意的政府将大幅提升形象》。

在讲解了北京暴雨和伦敦奥运带来的唏嘘之情后,作者祝华新也来讨论“涉环保项目为何总是‘不闹就上、一闹就撤’”——“网民‘许永东的微博’担心:各地为了招商轻率承诺、长官意志的决策,出事后草率停工造成投资损失,地方政府和投资人都是输家,最终会让国际资本将中国列为投资高危区。当政府决策的制定和调整缺乏程序化、制度化的运作,而老百姓的利益表达也缺乏顺畅的通道时,就容易出现从和平请愿演变为暴力表达的局面。网民彭晓芸设想:重大公共项目开放决策参与,实际上是让民众为政府分担部分责任。一旦经程序决议的项目再有争议,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小得多。这种‘不闹就上、一闹就撤’的模式,是对政府公信力和正常运行的极大损害。”

腾讯选择把《环球时报》社评放在频道头条。其实,胡锡进总编在这个周末已就启东事件发布多条微博,这些陈述最终化为今日篇章《启东、什邡的剧情不应再重演》:“不排除启东抗议者受到什邡事件的启发和鼓励,他们像什邡抗议者同样激烈,并且同样达到了目的,解决了问题。而启东市政府也很可能汲取了什邡市政府先硬后软的教训,用‘立即妥协’让事件在较短时间内‘软着陆’”。

但这份报纸对“立即妥协”颇有异议,因为“启东事件与什邡事件形成效应叠加,加剧了这样的印象:政府的决策有问题,纠正问题最快速也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搞暴力示威。这些印象如果逐渐从点连成片,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将是灾难性的,它会鼓励人们拒绝相信政府,并采取激进方式实现利益诉求”,因此,这篇社评强调:“‘什邡—启东模式’必须打破,决策再也不能仅仅是‘领导拍板’了,民众对决策的参与必须真正得到保障,再不能是走过场。这样的决策形成后一旦遇到群体抗议,它也决非领导拍板就能立即下马,它应当有能力在抗议面前坚持。”

根据作者分析,“决策过程不合理,是什邡及启东政府遭遇群体性事件时心虚的重要原因”:“上百亿的项目说下马就下马,甚至对打砸等激进行为也不太敢依法追究,这两个地方虽然归于平静,但对全国的示范效应非常坏。不能全怪两个地方的政府,应对群体事件,全国目前没有一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上升到法规级别的应对制度,那么大的舆论压力和当前维稳的硬任务同时压向两个小地方的政府,它们的应对只能是应急式的,很难‘进退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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