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合伙人要经得起思想的考验
我领了写《中国合伙人》剧本的任务，兴冲冲地打电话给俞敏洪。老俞的反应正如他在一篇著名文章里所说的：“小平你怎么写都可以，但是不要写我。”老俞一反对，我一下就想放弃了，但是中影说电影已经立项了。最终我还是写了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海归在国外走投无路，家庭遇到大问题，人生陷入绝境，投靠一个老大后回来创业，简单说这是一个半自传体的故事。
陈可辛本来想拍一部与《投名状》一样的东西，把我吓到了。我说你在电影里面是让我杀了俞敏洪，还是俞敏洪杀了我？我宁可不拍，因为我和俞敏洪、王强的友谊价值远远超过这部电影。他当时可能受到一点冒犯，也许有一点不开心。
又过了半年，陈可辛终于把剧本给我了，那个时候已经快开机了。我一看剧本和我写的以及想表达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比如，在这个剧本中，兄弟三个还打架，我们在新东方从来没有动过手。
凡是真正了解我和新东方的人都会认为，从性格来看我是电影中的王阳。我的性格在三个人中间起到了协调、融合、化解矛盾的作用；孟晓骏的性格是王强的性格，坚定、疾恶如仇，遇到违反原则的事情就会拍案而起。
企业里需要这样的人，遇到重大原则问题、重大战略分歧的时候，能够坚持原则、舍弃一些东西。在新东方废除家族制、财务透明化、启动上市等一系列决定中，王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把我写的剧本和陈可辛改的剧本，加上我写给韩三平和陈可辛的修改意见，一起发给了俞敏洪和王强。我说我要经得起友谊的审查。老俞没看，我就当作他默认通过了。王强认真看了，他说你们两个人的剧本完全不一样，也许陈可辛的剧本票房更好。只要你不对号入座，这一定是一部卖座又叫好的电影。果然如此。
电影拍完之后，我看了第一版，王强看后也特别感动。第三天，我们请老俞来看，他说看完有点不太舒服，但是他尊重创作，不会反对，只不过电影里不要提新东方。电影首映后，老俞评价，电影很精彩、现实很残酷。
其实我觉得现实更精彩。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把握很多东西，进退要自如。创业对人性的把握真的非常重要，这是创业最难的地方。创业公司崩溃只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真没钱了，如今这种情况已不会太多；第二，就是团队崩溃，合伙人不干了，导致分崩离析。
《中国合伙人》就是新东方团队过去十几年合作的缩影，有分歧，但也有共同利益，也就是新东方的品牌。此外，有协调，比如我把剧本寄给俞敏洪和王强。假如我没有寄就拍了，老俞可能会生气；还有妥协，比如本来字幕要写上徐小平、陈可辛编剧，但我跟张强说，我不要署名了；同时这部电影也是投资机会，票房达到了五六亿元人民币。但我说我也不要投资了，等于是不为名不为利，只为新东方的事业。
这部电影也成就了新东方品牌的第二次辉煌。
对创业者来说，如果你有一个3～4人的核心团队，有一个人老在唱反调，这是企业大幸，因为他能够帮你。《中国合伙人》里说到做在线教育，程东青说在线教育好像离我们太远了。孟晓骏说，离我们近的离别人也近，你必须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一个团队必须脚踏实地——既有蜗牛在那里爬，也有雄鹰在那里看，而雄鹰会告诉蜗牛，旁边有一只麻雀，它可能会把你吃掉。
对我来说，如果不是这部电影，其实我已经不太会有那种感性的反应了。王强说，等我们得了老年痴呆症，在长城脚下相遇，互相盯着对方看，怎么也想不起来对方是谁，但是总觉得和这两个人在一起做过什么事儿。这就是新东方三兄弟合作的最迷人的结局：在一起做过伟大的事。
兰亭集势：梦想是不可审计的，信任无法约束
我是2005年3月遇到Alan的。当时我去斯坦福大学参加一个会议。他是智商极高的一个人，马上要从斯坦福毕业。我跟他见了一面很投缘，我对他说，你想创业可以直接找我。半年后，他回国进了谷歌工作。又过了一年，他打电话过来说要创业。Alan在电话里讲了讲他们的模式，我没听懂，我问他要多少钱。我想Alan这样的人，在谷歌的工资是25万美元一年，是不是要100万美元或者50万美元？结果Alan说只要10万美元，给我17%的股份。我一听立即答应了。按照这个估值，他的公司算下来才62万美元。这让我没想到。
第二天我叫司机送去10万美元现金，而且没签合同。我认为梦想是不可审计的，信任是无法约束的，我信任这个人就投资了。到了2006年11月兰亭集势上线，当月就获得了2万美元的销售，2007年2月销售额是4万美元，3月是8万美元，当年的销售额就是200多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