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人自发地进行薪资谈判的时代业已开始。
出现，并且大规模出现，只是时间迟早问题，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
只是2010年才开始表露出来，在80年代与90年代，因为打工仔打工妹的成功经历还可以看得到，这部分人的事例可以当作“精神上的满足”作为成功人士回到家乡，当时可以成为人们摆脱农村身份的激励因素，但时间过去了30年，过往的激励因素（在农村里，很难一个月赚到一千多元，而且还可以存下几百元钱），现在业已成为保健因素了（现在的搭乘公交车，都需要几元钱一次了）。
而城市户口、小孩教育这些，仍然距离打工者很遥远。
如果你让我等20年，并承诺给我一个美好的明天，或许我会考虑应该讲责任、讲公平。
但是，过了20年后，我仍然不能融入当地社会，仍被歧视，
这种亲身经历，如何说服得了年轻一代讲奉献、讲责任感？！
本田南海厂据说已复工，且为复工3天，并等待资方答复。
该公司的全称是广东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地处佛山南海狮山工业园内。
虽然目前来看，这似乎是个特例：实习员工占到40%——与有规模的组织相比，实习员工更加是处于弱势地位。
谈判中，双方的权力是不对等的。（此处的POWER，是指双方的底牌）
不过，工人们的最大优势是：如果我不开工，那么，你有本事你来这儿三班倒地上班。
由于组织性的强弱差别，工人组织不再依赖于任命性质的工会组织（后者常常成为权力追逐者的组织结构）
逻辑上来看，虽然中国每年的GDP增长速度为8-9%，但是，工人的收入几乎变化不大。
约在90年代中期，工人在深圳可以得到1000元上下的收入，但是到了2007年，收入方面仍然是这个数据，于是，华南地区的“民工荒”这一词汇开始出现。
民工并非真的荒了，而是，华南地区的薪资水平已无法拥有足够的吸引力了。
自那时起，华南地区的加工企业的好日子已经永远地过去了，
而没有强烈对抗时，企业主的加薪动力不足，而仅凭人力资源部门或劳资部门的陈述，是无法打动企业主或股东的。
城乡二元化更是对此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外来打工者身受两种歧视：薪资水平的歧视、户籍及关联方面的歧视。
这可能是导致富-士康年轻员工绝望的最有力的促进剂，不论员工是否愿意承受，未来的希望已无法看到。
所以，当中国的改革历经一年又一年后，体力工人或资浅员工会发现，未来、理想距离自己实在是太遥远了。
在电视剧《打工妹》的年代，深圳仍然是个大工地，所有的外来者，都觉得自己的未来是有希望的，特区变化速度如此快，
自己一定有机会的，而且，自己也可能会成为深圳人。
但改革开放过去了20几年，深圳市户籍人口仍然只有240万人左右，外来者过了20年，到了40岁上下，仍然是外来人口，
这种打击，导致多少绝望，以至于有人在天涯社区上发帖说：“儿子啊，你为什么要说你自己是深圳人。”
是的，小孩子不知道这句话会给父母亲带来什么样的感慨，但是，这一点不得不让人深思。
让企业完全承办社会，显然是不现实的。
但是，企业也不可以以此为借口，不对社区进行回报。——企业对社会承担有责任与义务，即使是部分责任，即使这会增加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