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科技智囊杂志社精心举办了"中国式管理"智囊沙龙，来自咨询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了热烈、深入的讨论，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家由于时间方面的原因，不能到现场一起参加讨论，他们特为本次沙龙撰文发表他们的观点，应该说，咨询界长于理论分析和模式总结，企业家长于实践，正是这种场内与场外的互动，理论和实践的碰撞，才使我们对中国式管理的探讨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在此我们刊登其中部分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场内嘉宾
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副理事长 胡新欣
华嘉机构总裁 易建湘
美世咨询有限公司大中国区总裁 郭鑫
清华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教授 王以华
和君创业管理咨询公司执行董事长 李肃
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 赵晓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总裁 王璞
北京多星企业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 黄启珠
和君创业管理咨询公司高级顾问 吕朴
场外嘉宾
柯达公司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主席 叶莺
正泰集团董事长 南存辉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 徐少春
新浪CEO兼总裁 汪延
零点集团董事长 袁岳
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 朱伟
荣昌制药董事长 王威东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助理 窦皓
英国Nimbus公司中国区总裁 杜豪
旗星智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民
国富创新管理咨询公司执行董事 李建立
任我行软件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邝宁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张之雄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 任勇
朴智管理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副总裁 罗畅
管理体系像一棵树，哲学层面是它的根。虽然很多方法我们不具备，但将来会有一个为世界所认同的中国式管理。我认为第一是东方智慧、第二是全球视野、第三是本土方案，具备这三点就可称做中国式的管理。
--中国企业家 联合会副理事长 胡新欣
"中国式管理"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题目、出了一个难题，可能十年八年也不一定有定论，中国式管理不是过去时，也不是将来时，而是进行时。一个很完整的体系若干年后也许就会成立。借此我谈三点看法。
第一，管理科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企业家、专家学者及咨询界人士三方的良性互动关系。不管哪一个国家，企业管理要发展，都要有这样一个过程。超级强国一定有超级商人来支撑这个国家，中等有中等支撑，弱等有弱等的支撑。有强经济才有强企业、有强企业才有强管理，这个寄希望于中国的企业家。
第二，教授、专家、学者是创造理论的，首先他要研究企业，才会去创造理论。我研究过大部分管理理论，都不是实践者创造的。我觉得理论家作用非常重要。但目前理论家的理论研究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相差很远，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大学里，教学理论的案例都是西方的。咨询界人士起的作用非常关键，他介于理论与企业实践之间，这种距离很适合去总结中国的管理理论。
第三，要从总体角度全面研究管理科学。管理科学可从四个层面着笔。
第一个层面是哲学层面。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中找到很多管理思想。
第二个层面是专业管理理论。我听有的人说：中国的企业管理有观点无理论、有理论无体系、有体系无原创。中国的教授、专家有责任去开创这些理论。
第三个层面是企业管理的相关制度。这既不同于文化，也不同于思想。有人说20世纪管理科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发明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体制及适应这种方式的法人治理结构。恰恰是这种体系支撑了微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个层面是管理的工具、方法和手段。在这方面西方的管理学中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中国有没有？有。最有中国特色的就是大庆、鞍钢，但科学性比较差。从这四个方面看，我们有优势也有劣势。管理体系应该像一棵树，哲学层面是它的根。虽然很多方法我们不具备，可将来会有一个为世界所认同的中国式管理。我认为第一是东方智慧、第二是全球视野、第三是本土方案，具备这三点就可称做中国式的管理。
在管理的"术"的方面，我们应注重洋为中用，以开放的心态，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在管理的"道"的方面，我们应注重古为今用，从根本问题入手，开掘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将中国的管理思想推向全世界，造福全人类。
--华嘉机构总裁 易建湘
非常高兴有机会参与《科技智囊》的管理沙龙活动，与大家一起研讨"中国式管理"这样一个既"现代"又"古老"、既"国际"又很"民族"的话题。
"中国式管理"，从这个命题看，"管理"是主语，"中国式"是定语。搞清"中国式管理"，我们首先要清晰地界定管理的层次和对象，然后找到"中国式"在其中的自然位置和自然定位，同时使管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民族振兴、人类进步。
首先，第一个问题，管理的层次
我认为，管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管理思想、管理方法与工具、管理实践。这其中，管理方法与工具是没有国界、没有时限的，古今中外可以相互借鉴、学习，只要能解决实际问题，与自身需求相匹配、管用就好；管理实践，大多数人认为管理是近现代西方工业经济文明的产物，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实质上，管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自从有了人、有了人类社会，它就伴随在我们左右，管理也不局限于经济活动，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对自身无不渗透着管理行为；管理思想，这是管理中最具含金量的部分，它对管理起着主导作用，反映管理主体的个性与价值取向。
"中国式管理"，其实谈的是管理思想这一层级上的问题，上升到更高层面就是管理哲学，观察世界的方式、方法，而这一管理思想的支撑体系是延续五千年一以贯之的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思想与文化是历史的沉淀、生命的延续，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绝对值得骄傲与自豪，并有责任、有义务在管理的思想与文化领域对全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第二个问题，管理的对象
作为管理主体而言，肯定就是人；对于管理客体，有人、有物、有资金等等。在这里，人有人性、物有物性，不能混淆无别，即不能用管物的方法管人，也不能用管人的方法管物。
放大到全球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管物的方法是相通的，与此相对应的西方科学技术文明也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我们应虚心学习、迎头赶上。而对于管人的方法，就不能一概而论了，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特质、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特质、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特质、德国人有德国人的特质，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以西解中，还是以中解西，在实际操作层面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在日常管理中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就方法工具谈方法工具，不考虑它的应用环境、应用对象，不考虑它的应用者、应用者的发展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谈"中国式管理"是将管理放在中国这个共同的语境之中，研究中国人对管理的认识，中国人接受被人管的方式，而这一切都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不能脱离中国现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另外一个层面，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其实就是关于"人"的思想与文化，其核心点始终没有离开人与人性，始终围绕着人与人性不断进行系统性的反思和实践，因此，中国式管理将最可能超越时间界限、地域界限，解决管理中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困惑与结症。
最后，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的落脚点还要回到中国来。综合以上观点，在管理的术（方法工具）的方面，我们应注重洋为中用，以开放的心态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在管理的道（思想文化）的方面，我们应注重古为今用，从根本问题入手，开掘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将中国的管理思想推向全世界，造福全人类。
中西医学都讲究"对症下药"，但是"症状"往往不代表"病因"，更不能说明"病源".相信有人一定听过以"头痛治脚"来取笑人们处理事情找不到要领。其实治疗一个有病的企业，中西医术也都可以用上。一个没病的企业，中西医学的保健原理及做法，也都能协助那个企业青春长驻，健康快乐。
--柯达公司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主席 叶莺
企业管理这门学科，在近几十年真可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理念已是"古今交错，东西贯穿".尤其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更是"中外合流，洋为华用".企业管理不仅成为支流文化（Sub-Culture），更已经是真正超越所有规则、形式及约束的艺术。《第五项修炼》的管理大师彼德·圣吉（Peter H. Senge）说过一段话："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途径与西方文化略有不同。东方的传统文化仍然保留了以生命一体的观点来了解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奥妙宇宙的万有本源所体悟出精明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而在西方文化中，则倾向于看见由一件件事与物所组成、形成的世界。西方深信直接、简易的因果关系，不停地寻找能够解释一切问号的答案。" 其实彼德·圣吉的诠释说明了东西文化的异曲同工。他话中提到的"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宇宙的万有本源"就是因与果的关系。
这位当代的杰出管理大师又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于管理--有目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活动行为中，有着不尽相同的表现".这段话我是赞同的。我却不赞同有些人把"管理"说得太复杂、太高深，俨然成了"玄学".企业管理随着当代商务、经贸、制造、生产、金融、通讯及多元服务的快速发展和变化已经得到不断的丰富与提升；新的管理理念及企业精神不断涌现。企业战略、商业模式、公司改革、流程再造、共同愿景、精益生产，等等，使人目不暇接。曾经被推崇为"世界第一CEO"的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更放弃使用"管理者"（Managers）而提出"领导者"（Leaders）的称号。使得有些人对管理的理解产生很大的混乱，企业管理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实管理真正的精髓是把复杂的简易化，高深的粗浅化，专业的大众化，贵族的平民化，使一切更接近人类自身的天性，使"以人为本"纯粹地升华。
2005年前的《易经》里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贤人为何人？乃当今所谓的"领导者".可大之贤人之业又为何业？乃当今所谓的"长青基业".至于"贤人之德"就是我们一直探讨的"领导才能".此"德"以俗眼观之，纷纷各异；以道眼观之，种种是常。东西、古今的贤人标准，自有因时因地的尺度。
不同的文化没有优劣，但是相互之间必有差异。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偏重于正本清源，西方则偏重于法制规律；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于集思归纳，西方则偏重于逻辑推演；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于系统思考，西方偏重于系统运作；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于个人修炼，西方则偏重于团队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鼓励循规蹈矩，西方则提倡突破创新；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推崇述而不论，西方则风行当众辩论；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以德报怨，西方干脆就以眼还眼。《大学》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个简单的词，中国人从中感悟到无穷的智慧，受用一生。这几千年来中国人奉为处事为人的经典，西方人听了后大多数感受到的是一头雾水！像这样的文化差异，在实施和接受不同管理的理念和方法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
在企业管理中中国人比较重视原则、规矩与和谐，西方人更注意过程严密、细节完善，不在乎"伤感情".中国人比较擅长现场协调、随机应变，西方人则坚持分工、制度及事先备好不同沙盘应对策略，一切按预定方案执行。一个让西方人十分费解的现象是，中国人在会议上不发言或没有发言不等于"同意"或"赞成".西方人若不同意，在会上绝对不会"收声"，直到投票表决完为止。中国人愿意在一个方案的讨论和修改中形成共识，大家都有面子。西方人往往带着不同的方案进行论证，达成你中有我的方案形成共识，大家都不失面子。
中国人写文章，过去讲究的是"起承转合"，现在写报告也西化了，先把结论和诉求开宗明义地说白了，然后再说明原委，提出例证。比如说某某北京旧城的胡同要拆，报告中更着重的是拆与再建的经费、居民的处置、城市规划中的利与弊等等，而不会花费大篇幅从元朝建都说起了。读报告的居民，有些可能觉得少了些"人之常情"，有些可能觉得直截了当更实惠。
中西医学都讲究"对症下药"，但是"症状"往往不代表"病因"，更不能说明"病源".相信有人一定听过以"头痛治脚"来取笑人们处理事情找不到要领。有趣的是西方管理学在精益生产中一再强调的是寻找质量问题（症状）的"Root Cause"（病源），那是提升企业生产力的最基本保证。产品的瑕疵往往不一定是发生在生产线上的问题，追本溯源之后，往往发现问题可能出在采购或是计划部门，甚至一些几乎常理觉得绝对不相关的因素上。"头痛治脚"的千年中医智慧，终于在摩登的现代管理学中得回一个说法。不过在治病的手段以及诊与疗的方法上，中西医还是有别的。一个病人去看西医，西医要病人自己说出不舒服及有毛病的详情，然后进行测量、化验、培养菌体、X光及内视镜检查等等之后，以服食抗菌素或以特效剂打针治疗，严重的要住院吊盐水或葡萄糖，甚至化疗开刀。而同样的病人去看中医，中医通过望、闻、问、切之后，基本可以说出病人身体的不调，然后以降火、养气、活血、化瘀、解毒等等不同的处方医疗。病情严重的，有必要请出太医级的祖传秘方，方能见效。
我不懂中医的博大，也无知于西医的深奥，但是我是一个好病人，中医西医我都看，中药西药我都吃。其实治疗一个有病的企业，中西医术也都可以用上。一个没病的企业，中西医学的保健原理及做法，也都能协助那个企业青春长驻，健康快乐。随着中国不断地开放及经济的全球化，中国的企业管理也不断地学习和吸收西方管理的经验与实用。西方管理学者及大师们也正在潜心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不断丰富西方的企业管理。在企业的管理中，中国和西方同是地球村的村民，我们拥有和面对的是更多的相同，而存留的是某些相异。然后经过尊重和融合，必能形成互助。不同的文化应该协和共容，举案齐眉，相敬交融，互补短长。这种健康的交配成长，多年后，必定会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但又能行之于世的"中国的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
中医把医生分为上工和下工。在此且不谈下工，《金匮要医方论》说："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这是当然。但是万一病了呢？就中还是求西呢？我们公司在上海有位元老级的员工，他叫小寿，我们都喜欢坐他开的车子，因为他敬业热心，永远不迟到，不误事。最近他病了，不能开车，他患的是腰椎盘突出，再加上他一直有胃病，所以他总是忍痛工作。我们去探病的时候许多人劝他应该开刀动手术，他死活都不干，坚持服中药调理。两星期前他回来上班了，我问他是不是好了，他说："有改善，可以对付一阵子。"我又问他为什么不开刀干脆解决腰椎盘突出的毛病，他回答："开刀是要见血的，见血的事必有危险，而且，开刀是绝对"伤元气"的，使不得！"
小寿的话让我联想到当下有多少企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洪流中沉浮挣扎；在新的工业革命中，因为不愿"伤元气"而日夜"忍痛对付"着。没错，变革是要见血的。难道不变革，就能不见血吗？能存活吗？如果一个人患了慢性扩散的肿瘤或是急性的盲肠炎，是应该用中药调理，还是西医开刀呢？你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