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凡生说：“中国的学者没有真正地去研究一些中国做大做强的，这不是中国企业界的悲哀，而是中国学界的悲哀……”他又说：“我发现中国现在最大的落后不是的落后，而是学术总结和商学院的落后。”
严介和说：“中国大多数商学院的教育都是失败的……”他又说：“中国90%的管理学教授不懂管理。”
他们都是很有成就、很有阅历、很有见解的企业思想者（没有用“思想家”倒不是作者吝啬，只是“家”甚至“大家”在中文里用得太轻易了），假如他们的“洞察力”够强，其表述的逼真性够高，那么由“90%不懂管理的管理学教授”所支撑的中国“商学院教育”就只能是“落后”、“失败”，并令人感到“悲哀”的了！？我一直很好奇任何来自企业界和学术界的思想交锋。也许是由于自己的疏懒，或者是因为国人好“面子”的积习，印象中，《管理学家》虽不乏批评管理学术界、反思管理实务界的各种声音，但却没能像杂志宗旨所期许的那样，呈现出一派观点争鸣的繁荣景象—比如针对上述质疑的回应以及再回应。
不太了解杂志编辑们的确切想法，也像不少读者一样期待着一些学术大家，尤其是那些属于“10%”的管理学教授们的猛烈还击。可等待的时间稍稍有些久了，这就让我疑惑—不知学术界是因为十足地傲慢，还是过分地谦虚以至于如此“冷落”了那些企业思想者的言之凿凿？或者是因为中国管理学术界的确忙碌，正急于和“国际”接轨，而不是从事郭凡生所倡导的“学术总结”。那么，当Mintzberg讲“不是MBA，而是管理者”；当Pfeffer和Fong说“商学院的末路”（The end of business schools）时，是否又要说他们并不是我们要接轨的“国际主流”呢？
人们常说认知上有“选择性接受”、“选择性扭曲”，以及“选择性驻留”，一个惯于“我不相信”的自己，范围里也容易搜集到“质疑、批判”的东西。十几年体味管理的心得变成“三言两语话管理”（韩巍，管理学家，2008/1），对管理学院和管理教育的批评已够尖锐。有一位草草看过那篇文章的同事曾调侃到，照这意思管理学院都该关门了。可如果管理学院真地关门了，自己的前途会怎样？碰巧，最近刚刚读到一篇有趣的文章，“管理学教师和学者能否成为有效的管理者：管理者能否成为有效的管理学教师和学者？”（Carol NScutt，Can Management educators and scholars become effective managers?:Can managers becomee ffective management educat or sand scholars?，Management Decision;2004;42,3/4），万一这条路走不通，那就得认真思考一下管理学教师这份职业的“正当性”了。说到底，作为管理学教师的我到底能给些什么呢？
针对郭、严两位先生的质疑，作者想给出一种个人角度的回应，尽管那显然不是一个量级上的交流—正所谓抛砖引玉。
首先，作者非常认同郭凡生所期望的“学术总结”，只是按照我的理解，那应该不仅仅是围绕“中国做大做强的家族企业”，而是整个管理学术的重心应该向“社会学”倾斜。简单地说，就是要搞清楚“今天的中国人怎么管理企业”，“企业里整天都发生些什么样的事件”，“企业管理实践中已经浮现出多少种模式、多少经验”，“背后又蕴藏什么样的机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