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天的中国人，开始痛恨“三个人干一个人的活”的现象时，其实是“效率意识”开始萌芽和觉醒。事实上，中国各类组织的庞大臃肿/机构重叠/人浮于事/职能混乱/效率低下，可谓世界闻名，中国商业/企业组织的人数规模，常常是同类型企业平均值的一倍以上甚至更多，而消耗资源/能源所产生出的效率或效益，则更是超出了同类型企业平均值的几倍甚至是十几倍。显然，从传统道德/礼制秩序/组织统治的角度来看，组织的“庞大臃肿”，并不是一种恶劣的管理状态，因为它意味着所期待的“大一统”天下的出现；“机构重叠”虽然不符合组织效率管理原则，但却符合论资排辈的礼制秩序；而“职能混乱”则为超越个人岗位职责边界的积极奉献，提供了可能性。显然，现代企业管理的“效率观”，就在这样混乱不堪的酱缸中丢失了。
“个人效率”与“组织效率”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当中国传统组织管理将强大的“精神动力说”和“道德主义原则”被引入到组织管理中，就在无形中将二者混为一谈了。
就企业管理的角度而言，近现代工业化的浪潮，并不是从技术开始的、而是从分工开始的。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解，正是因为“有了分工，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也正是因为有了分工，“就可以避免这种损失；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可以做许多人的工作”。实际上，“分工”是西方企业组织管理效率的基石，正是因为深刻的分工意识的出现，使得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组织中部门和职位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正规教育和培训成为了必须的一项管理内容，使得员工的职业化的程度也由此而越来越强。[3][4][下一页]
很显然，就在传统的西方企业使用“分工”的深刻观念，在努力“使一个人能够完成许多人的工作”时，中国传统企业却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即以“修身说”替代了“分工说”，在修身说看来，只要道德水准上来了，具体的专业能力并不重要。所以，在中国传统的管理中，组织里主要是考察品德、而不是能力，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永远不会被开除，而一个能力强却所谓品德不好的人，将无法走进组织的核心。至少从分工而产生的组织效率来看，中国传统的“修身说”不但不能产生效率、反而是在造成组织效率的损失，因为现代企业组织是由每一道工序、每一个流程、每一个岗位员工所连接起来的有序流程，任何一个人或一个环节的自动自发的“超额完成任务”，都意味着可能是在破坏组织事先设定计划、程序和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