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的第六条涉及的是国企所承担的公共服务义务。其要点是：当国企承担的公共服务义务超过大家公认的正常程度之后，政府应该保证(1)要求国企承担这些义务要有法律和法规的依据；(2)向公众披露相关情况；(3)通过公共财政预算以透明的方式实现成本补偿。这三点加在一起，实际上是要求政府和自己的“亲儿子”锱铢必较，把账算在明处。
应该说，这个方面的努力对政府改革的意义至少不亚于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意义。对国企施加的各种名目的收费和摊派，小到宴请官员，大到赞助工程，实际上是政府官员绕开预算制度和人大监督，随意调用公共财政资源的一条很重要的旁门左道。
《指引》第二章的主题，是国家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所有者。其中提到了政府不要干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这一我们已经比较熟悉的原则，也倡导建立“集中化”的所有权代表机构。此外，《指引》还提出了另外两个值得我们重视的建议：一是国家要有明确的、对社会公开的“所有权政策”，明确界定其作为所有者所要追求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二是所有权代表机构要接受议会的监督。
在这两个方面，我们都还面临着不少的任务，有些甚至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在所有权政策方面，我们确实有“保值增值”的目标，但保值增值的目标和其他经济的、非经济的目标之间如何权衡取舍，还不是一个透明的过程；在接受人大监督方面，制度建设还基本上是空白。关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情况和国企的运行情况，无论是国资委还是政府，都还没有建立一种像预算制度那样的向同级人大进行报告的规范制度。尤其是回报率、分红这样的核心财务指标，即使在政府自己评估自己的工作业绩时，也还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指引》的第五章讨论透明度和披露问题，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也是所有权代表机构和国企对议会和社会公众的信息披露。其中第一条提出，所有权代表机构应该公开出版年度报告，向议会、媒体和公众披露国企的信息；年报应集中于国企的财务业绩和国有资产价值，以及加总的财务信息，如销售额、利润、主营业务现金流量、投资、股权回报率和分红。年报还可以包括重点国企的分企业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