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沈阳金杯汽车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发行1亿元人民币普通股。次年，央行一位官员把金杯汽车介绍给仰融。仰融立即从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果断以华晨集团的名义，用每股1元的价格买下金杯汽车尚未发售出去的4600万股股票。
1991年7月，华晨与沈阳金杯成立一家合资公司——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华晨投入现金1200万美元，占40%股份。“金客”以引进丰田许可证方式生产丰田海狮面包车。沈阳金杯负责生产管理，华晨负责运作融资。1992年，时年36岁的仰融突发奇想：在海外用股权融资，将华晨在金客中40%的股份在美国上市。这就是后来改写中国金融史的神来之笔。
在当时的背景下，拿一个私人控股公司去美国上市根本没有可操作性。1992年5月，为在海外上市的公司安排一个“社团法人”的股权持有者,仰融放弃私人控股，精心策划了一个“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发起人为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华晨、中国金融学院、华银信托，注册资金210万元，其中200万元是华晨出的，10万元为人行教育司的象征性拨款。6月，鉴于当时中国没有公司法，仰融以在金客中持有的股权在百慕大群岛注册了“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华晨100%持股。其后，华晨以换股的方式获得金客51%的股权。
以上的杰作虽出自仰融之手，但仍离不开央行官员的牵线搭桥，而且所有操作都获得有关部门的首肯和支持。海外上市毫无疑义是使仰融名垂史册的神来之笔，而成立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则是仰融不得已而为之的杰作，也是他的违心之作；其结果是等于仰融把一家海外注册并筹备上市的公司送给了基金会。
7月，仰融再舞长袖，推动金客的合资伙伴沈阳金杯汽车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后者成为当时沪市上市企业中最大的异地股。华晨在沈阳金杯的4600万股也随之套现。同时，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致函基金会称：委托该会代表国资局投资于CBA。资金1530万美元由国资局支付，基金会无须承担风险，也不享有收益。CBA所有股权及股票收益均归国资局所有。国资局另给基金会300万美元设立各种金融教育奖金。函中所称“国资局支付的款项”就是华晨对基金会的“捐赠”。也就是说，基金会是华晨捐款的名义持有者，华晨把CBA的股权即对于金客的投资无偿交给国家，这笔钱已经属于国有资产。在CBA上市之前，华晨以“捐赠”的方式把CBA的控股权转给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