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富豪”：转型体制的照妖镜
国资委研究中心赵晓博士认为，“问题富豪”的出现具有标本意义，显示出中国社会制度的正反双向演变。从“问题富豪”聚敛的“黑金”数额上看，仅排名在前50名者的资产总额已近700亿，相当于一个省一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像一个劣质、起反作用力的杠杆，大到如此份儿上，对某些地方经济社会的操纵力可想而知。此外，“问题富豪”狂吞国有资产和公共财富的手段极其毒辣。
违法违规视为常事，偷税漏税不在话下。如被称为“蚁王”的广州“走私大王”郑洪钧，纠集数百只走私“蚂蚁”疯狂走私柴油，走私额高达14亿元，渔船、运沙船、飞机仔、地下油管油罐、专业油库……其专业化程度之高令人咋舌。令人触目的是，“问题富豪”拥有的几乎全是“权贵资本”。没有一个能与官场绝缘，其中多半是官员或者其嫡亲，有的是染指官场的黑恶势力。他们发财的秘诀是权钱置换，因此发家暴富速度和陨落速度同样惊人。像成克杰、马向东这些官场“老板”，同时又是身为亿万、千万的富豪，他们主政的地方，某些领域的公共权力也呈现出可怕的市场化和涉黑化。
他们用权力这只“草船”借到“金箭”后，还要进一步稳固手中权力，觊觎更高的权力，把更多官员拉入“腐败同盟”，以保证腐败手段隐蔽化，达到安全与合法化的目标。因此只要有“问题富豪”浮出水面的地方，都有大批官员栽进去，都会造成官风败坏、世风堕落的后果。除了经济方面捅出的大窟窿，它给一个地方造成的政治地震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使这些地方在修补地方形象、官员作风和人际关系上付出惨重的代价。
可见，“问题富豪”的价值，就是他们用不规范或非法的手段探出体制漏洞，政策缺失和市场空间，而付出的成本是权力的寻租、法律的尊严、社会财富的转移和消耗、社会心理的失衡，以及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投入远远大于产出，整个社会所得到的几乎全部是负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