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朗村位于关外，当时是又乱又落后。凌国强明白，要有作为就不能当和事佬，在计划工作、居民住地规范等方面他既注重从长计议、整体规划，又坚持原则，狠抓落实，被误解、得罪人是免不了的，甚至当时不理解他的村民认为他强势作为“太绝情”。但凌国强坚信“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个理。他在村支书位上9年，村里的工作在广东省、深圳市评为先进，他个人还被评为深圳市第五届十大杰出青年之一。 村支书的经历无意间成了凌国强宝贵的“财富”——村区的治理类似企业治理，其中积累的经验在他后来公司治理中得到了巧妙的“嫁接”。为此，对生他养他的李朗村，凌国强总是有着深深的感恩情结。
1996年阳春三月，凌国强辞去村支书职位，理由很朴实：他只是高中毕业，他的手下没有一个大专以下的学历……这只是一种因素，更多的考虑是，他认准了民富方能国强这个理，李朗村要随深圳的发展变化适时转型，他，凌国强要做致富的带头人。9年的支书当下来，一身清白的他让村民们见证了一位“好支书”；正当而立之年，离职下海的他也要让村民有机会见证他凌国强还可以是一位“好富商”。
在“舍得”中“赚”
离职后，凌国强向朋友借资，收购了布吉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公司职员80多人，烂摊子一个，朋友劝阻他：“你来接，好比一头狼领着一群狮子，多可怕啊！”凌国强有李朗治乱的底，自然义无反顾。他大胆改革，建章建制，在同等条件下，他不到两个月就把公司悬而未决的遗留问题一一理清了，半年后公司盈利2000多万。而这，便是他下海掘取的第一桶金。
1996年下半年赶上政府放开学前教育，有“师范”情结的凌国强在得知村里不愿投资办幼教的前提下，征得当地村委会的书面批准，着手投资。可正要上马，情形逆转，村里负责人说村里自己办。凌国强没有据理力争，而是平静地选择了放弃，对方有愧，也主动补足了他前期所有投入。而反让凌国强唏嘘不已的是，从别人接手村办幼教迄今的亏损中他具体深切感到盲目投资的风险，貌似赚钱的机会有时恰恰是赔本的陷阱——他的放弃也算是有舍有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