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之前，张烨是神秘的。除了就亚洲基金会的相关工作发言，Google里找不到张烨任何个人信息。低调做事的风格，挡不住张烨身上的神采奕奕。身为亚洲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她必须精通基金会的每一个项目领域，着眼组织的战略发展，掌控组织的日常运转，当然最重要的是让她在亚洲基金会的工作对中国有所帮助。
我不知道什么是海归，我骨子里还是很中国化的。这和我的经历有关，我出国时间不是很长，而且都是陆陆续续的。
第一次是1984—1985年。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工作。很幸运的，由福特基金会出资，我去美国史密斯女校读了一年美国研究。史密斯女校是个贵族气很浓的学校，出了很多社会名流，包括里根的妻子、肯尼迪的女儿。
那是我第一次正式去国外学习，Cultureshock(文化冲撞)得非常厉害，以至于我第一学期挣扎得非常痛苦。首先是美国文化那种自我独立的精神，在学校根本没人指导，选课通过海报，学分要自己算，账户、电话都要自己开，什么事情都是自己负责。我当时已经30岁了，在国内也已经是副处长，但所有的身份、自尊、地位、社会圈子统统离你而去，天地间就只剩下你一个人，确实感到失衡。
而且美国社会是个万花筒，我们女校是个同性恋集中的地方，那个时候lesbian(女同性恋)这个词我都没怎么听说过，到了那儿看到她们的亲密行为不能接受。我也想孩子想家，但我还是尽量不和中国人扎堆，住在美国人家里，和美国人交流，第二学期就慢慢适应了，学习也得心应手，全部是A了。
我们这代人经过上山下乡，经过文革和改革开放，所以出国不只是出去镀金，更融入了很多自己的思考，对国内情况、对从前经验的反思，也建立了比较的视角。
回国后我继续在社科院外事局工作，直至1988年，我被派到福特基金会中国办事处担任其首席代表助理。我在福特的工作中感觉后劲不足，总还想学点东西。1991年，我争取到了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读MPA的机会，这是我第二次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