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便和他商量，采用融资的办法，把两人的资金合在一处，我把在乡下卖针得来的钱都交给他，这样他可以多收购一些鸡蛋，到重庆他卖掉鸡蛋后再把钱交给我，我又可以多进些针头线脑。一年下来，我居然赚到当时对我来讲可谓天文数字的几十元钱。
有了钱，母亲的生活有了着落，我便赤手空拳到重庆求学。不仅考上了公立中学，还因成绩优异获得助学金。在校园里，我如鱼得水，成绩年年最优。 高一上半学期便自修完高中阶段所有数学课程，下半学期学完大学数学专业的课程，高二甚至解答出当时数学界的一些顶尖难题。我还自学音乐作曲，作为女篮教练为学校夺得全省冠军。我经过努力，第一次走出了命运的夹缝，驶入人生的快行道。
直到今天，重庆一中一位老教师见着我还不无惋惜：不是历史的错误，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数学家。当然，我没成数学家，1958年春天反右复查，正在读高三的我因被揭发有右派言论而被踢出学校，1961年升格为反革命，发配到塑料厂监督劳动。朋友反目，恋人断交，从此牛鬼蛇神一做20多年，进步年年无望，运动场场有份。
命运的大门又一次关闭。我想起一则寓言：一只猫刚走进一间屋子，一阵风吹来，门自动关上，猫被困在屋里。怨天尤人，困兽犹斗是徒劳的，聪明的猫会时时保持蹲伏的姿态，等待一阵风再度吹开这扇门时，一跃而出。我就是这样一只待机而动的猫。 在工厂劳动期间，我有两大怪：一是学什么都特别快，当时学车工是三年出师，我只要一个星期，两星期就可以带徒弟。
原因很简单，别人下班休息的时候，我却在恶补有关车工的书籍；第二怪是工作效率特别高，别人给鞋修毛边一天撑死30多双，我却能修150双，说穿了也不稀奇，我在工作前先花时间设计和改造工具，工具改进了，速度自然有保障。
那阵风终于来了。随着国家落实政策，我以优异成绩入选重庆电视大学英语教师，成为教研组长，后又成为出版社编辑。当时重庆外办下属一家涉外公司出现亏损，经人举荐，我走马上任，一年便使企业扭亏为盈，企业大发展之际，我递交了辞呈。 1985年我创办了重庆教育书社，成为重庆最早也是最大的书商，我编辑发行的《中学生一角钱丛书》发行突破千万册，红透大江南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