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宗庆后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在娃哈哈这个系统中，他其实扮演了三个角色：国资背景的职业经理人、合资背景的公司高管、民资背景的企业主。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有一种说法是，1996年与达能合资的原因除了引进外资实现规模的跨越式发展之外，宗庆后还希望借此冲击国有资本成分在娃哈哈内铁板一块的局面。而达能高层在与娃哈哈的合资中，也显示出了法国式的浪漫——只要能赚钱，并不坚持插手娃哈哈的内部管理。宗庆后则表示：“合资项目每年接受普华永道的审计，娃哈哈从来不损害合资方的利益。”
随着娃哈哈的发展，在宗庆后看来，娃哈哈事实上已经不需要达能。为了逐步削减达能的影响，娃哈哈开始采用“童装模式”进行各种项目的投资。
问题在于，这种特殊国情下形成的特殊股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结”，这些“结”最终如何解开，解开之后将形成什么样的新结构，这对于宗庆后、地方政府、法国达能的智慧都是一场考验。
在杭州，没有一位政府官员愿意接受采访谈论娃哈哈的股权结构。杭州市政府一位官员对记者说：“这个问题没人敢碰，怕惹事。”
一位营销界的资深人士则认为，法国达能放手由宗庆后管理合资项目的前提是这些项目保持了高增长和高盈利，如果增长放缓，“董事会马上就会变得很不耐烦”。2020年，包括创始人何伯权在内的乐百氏高层突遭法国达能解职就是一个前车之鉴。
当然在他看来，法国达能对于娃哈哈肯定会采取更加策略的办法，会避免引发危机性事件。
没有宗庆后就没有娃哈哈，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宗庆后也曾经公开表示，自己要做“杭州的李嘉诚”。由此可见，在股权结构上，宗庆后一定会努力地与地方政府、法国达能一起跳好“三人舞”。
除了股权结构，宗庆后的接班人显然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