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农村的发展，他提出，中国农村经济陈疾的根源是农工部门间交易条件的恶化，也就是农民必须用无附加价值的农产品交换附加价值越来越高的工业产品。政府的财政补贴只能有限度提高农民所得，但不可能改变农村交易条件恶化的现实，因此治本之法是农民必须转移到工业部门。他建议政府放弃财政补贴，将农村“地下金融”合法化，通过农信社择优向高利贷公司贴现而控制资金供应，以解决“三农”问题。对当前的宏观调控，郎咸平提出，中国目前同时存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两种现象，因此全面性的宏观调控是不适当的，应努力维持宏观金融的稳定，避免全国性的调控，并利用行政命令对过热行业缩减信贷，同时要通过严刑峻法整饬官僚好大喜功的歪风，以保证调控政策的顺利实施。 对郎咸平不少大胆而标新立异的立场观点，有分析人士认为，他生长于台湾，学成于美国，天然免疫于内地文化的熏染；在海外多年的专业修行，使他位于剖析中国经济的学术制高点；居于毗邻内地的香港，使他得以隔岸观火而不必对内地体制因素有所顾忌。以上因素综合起来，造就了一位潇洒游行于经济“江湖”的仗义大侠。 对这种说法，郎咸平本人不置可否。不过，对因此带来的盛名和风头甚至批驳和官司，郎咸平倒坦然接受。曾有记者问，郎咸平你在做出这样的选择之前，有没有成名的这个想法？
答：“当然有啊。如果说不想，那不是太矫情了吗？‘退而独善其身，进而治国平天下’，哪个男子汉大丈夫不想做这种事呢？”
答问之间，郎咸平的功利主义和浪漫主义毕现无遗，敞亮而坦率。
郎咸平从来不回避自己世俗的一面，以及同其他不少经济学家类似的一面：精力旺盛、不拘小节、兴趣泛杂。专业学术之外，他说自己最喜品读史书，尤好明清两朝。郎咸平认为，明清这一段历史实在丰富，充满矛盾和机理，实在是后世之人深刻而生动的教材。 “当今中国，同明清相比，截然是一段历史性的新阶段，孕育无穷生机。如果国人珍惜这难得的历史契机，精诚图强，那么未来的中国，对国民，对世界，都将做出伟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