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有明显改变的迹象。中央现在强调节约型经济、强调自主研发能力，这些政策可能对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可能会投入一部分资源用于改善环境、扶持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发展，但是总的来说，地方政府还是控制了太多的经济资源，最明显的就是土地。这和我下面要谈的农民问题关系很大。
在土地问题上，地方政府要给农民一定的谈判能力。现在城市规模盲目扩张，政府根据农民过去种粮食的价格乘以一个系数，补偿给农民，这个补偿太少了，因为你征地后实际是把农民的生计给扼杀了。补偿的权利不应该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应该交给市场来定，让农民和政府之间建立一个讨价还价的体制。推而广之，不单要向农民，政府要将更多的权力让渡给各个市场主体，但无疑这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第二，中国经济现在从意识形态上仍明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点我认为是不能被忽略的。坚持党的领导体现在经济生活中，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各家国有企业、政府经济部门，必须是由政府来任命，很难由一个无党派人士去任一把手。韩国和台湾地区，它们在经济建设初期可以大量重用从西方留学回来人员做部长，甚至更高首脑。我记得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就是留美回国的。
第三，我们是从一个很低的起点—改革开放之初人均GDP是300-400美元的水平——赶超国外的，而且我们还有十多亿人口。一个起点如此低、规模又如此大的经济体的崛起，对全世界的影响以至于中国承受到的反作用跟当年的美国、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从而我们在很多方面无法简单照搬国外的经验。
举几个例子。
比如，资源和能源。如果经济体比较小，人们可以忽略本国经济增长和起飞对世界自然资源价格的影响，或者你可以通过节约、提高技术来消化价格上涨的影响，像日本在1971年、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后就做得很成功。但是中国仅靠提高原料使用效率无疑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真正的技术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