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用同在广东的另一个“二李”搭档做一个简单对比，TCL的李东生和当时惠州主管工业的副市长、现任的深圳市市长李鸿忠。李东生在TCL业绩不断上升之际，存量全归国家，以增量部分超额累进奖金作为资金，积累沉淀转为股本，和国有资本“结婚”共同持有TCL，同时开放门户，吸引国际资本进来，约束所有的股东规范经营，最终海内外上市。上市当日，媒体报道李东生个人股票价值超过人民币10亿元，为10年创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为日后大举购并德国施耐德、法国汤姆逊和法国阿尔卡特做好了制度准备。
由此可以得出第二个“中国文化潜规则基因”：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一定是一个善于处理政府关系的企业家。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背后，一定有一个具有改革魄力、市场意识和长远眼光的优秀政府官员。企业成功，有企业家的一半，也有官员的一半。顺便得出第二个推论：和政府谈利益，要用友好的方式谈。政府之于企业，从长远而言，利益重于友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实际利益”第一
李经纬没有迈过的一道坎，李志达在三年之后，同样也没有迈过。于是有了健力宝历史上的第三对“二李”。
由于成功创办了著名品牌“小护士”并将之出售给同行业国际竞争对手，李志达拥有了可以从张海手中用现金购买股权的资金实力，但是，李志达有钱能买到控股权，但忽视了地方政府看重的利益，拥有了控股权也不意味着就一定拥有企业的实际运营权。
企业家在收购企业后陷入经营外的风险之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科利华当年收购阿城钢铁。我所知道的另外一个没有被广泛报道的例子，是牛津剑桥集团公司的老总华生，在收购西部一家企业后遇到的麻烦。
中国的国情是这样：虽然有《交通法》规定汽车、自行车、行人在十字路口，绿灯行，红灯停，但实际情况是，几乎中国所有的城市，在十字路口，汽车遇红灯停了，自行车遇红灯绝大多数也停了，但行人却总有红灯照行的，而且，见怪不怪的是，即使在十字路口当值的警察现场执勤，行人也照走不停，警察对此熟视无睹，不加干涉。好一点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就想出一招，弄一帮“交通协管员”举着小红旗，吹着哨子，来管理行人和自行车。即使这样，也还有行人见缝插针闯红灯过马路。这是一个很小很常见但很能说明中国社会环境的具体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