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李东生也清醒的意识到，消费电子在全球范围半个世纪以来的残酷竞争，滚落到中国人手中的机会，还是我们的低成本竞争力使然，而背后是中国企业核心的科技和品牌创造力的缺乏。而这都是任何大国政治难以帮助的层面。
另一个层面，是在此之前席卷整个大陆的\"郎咸平事件\".在这场大争论中，TCL不仅被卷入郎咸平所指的\"民企和国企联手盗窃国有资产\"的漩涡，而且TCL改制也是郎指名道姓批判的大企业对象。
在此之前，以堪称作为老道的政经平衡高明方法，成功改制TCL的李东生，被视为中国企业界最具象征性的人物。我曾以此评价李东生是在中国大政经变迁的波浪和陷阱中，深谙中国所谓渐进改革精髓的人物，将实际是革命的\"民营化\"转变为现实中可以操控的\"赎买\".在李东生以阿波罗登月计划，奠定其改制TCL的大局时，当时的\"十六大\"，宣称\"让一切财富充分涌流\"，中国企业界曾为之欢腾。李东生为此曾自省说：企业家不要占据舞台的中心。但这份自省并不能阻止什么。剧烈的中国转型中，所蕴含的利益和价值的分裂，还是以一场贯通中国政界、学界、企业界和社会的大辩论，引爆了早已汹涌燃烧的愤怒地火。
20年中国社会变迁的交锋之后，中国企业主流价值在这一年遭遇前所未有的公众怀疑，当年生机勃勃的创富运动，已然被指证为\"强盗资本家\"式的掠夺，财富英雄，已蒙上\"窃国大盗\"的阴影，这堪称是一场中国企业价值体系的塌陷。而对于这一场正在扩大的中国企业价值认同的危机，那些步英国人胡润后尘的富豪榜，即使披上社会责任也无济于事。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李东生国际化所面对的极度反差：在外，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的TCL国际收购，在国内，投资者却不断用脚投票，TCL集团的股价跌势不止；在外，法国总统希拉克以国家荣誉勋章，表彰其领导的TCL成为中国崛起的大企业，以及对中国的贡献；而在国内，李东生曾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企业价值危机漩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