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是寻求平衡的高手。我们渴望博采东西沉淀，纵擒古今精髓，以此来探索未来，但美好愿景不得不遭受现实了无休止的嘲讽。
所以，我们对国学“入股”管理的现象抱有忧虑。“国学”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值得商榷的概念，人们在具体所指上并没有达成一致。国学的传播出现了许多肤浅和可笑的现象，这使我们怀疑：国学与管理的融合是“天朝上国”的旧梦复来，还是我们压根就当不了“好学生”？
被期待的第三条道路
博大精深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词语，常用来形容五千多年历史形成的灿烂文化。博大精深即无法三言两语说清楚，言简而意义深远，内涵深广而含混，具有多重解释维度。一部《论语》，有人看出了圣人情怀，有人看出了王者之道，更流传出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佳话。至今，阐释《论语》的书籍依旧洋洋大观，汗牛充栋。
解释的人都认为自己悟得了夫子的真谛，但听众群里却总有不肯买账的人。于丹借助电视媒体普及《论语》知识，这边大众正“与我心有戚戚焉”，那边一帮博士已然跺起脚来，指责于丹糟蹋了传统文化，甚至有人提出了“于丹红就是文化黑”的骇人标题。文人间的口诛笔伐是中国一脉相承的老传统。一千个观众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每个中国人心目中都有关于经典著作的理解模式，尤其是认为自己深得个中真味的文化人。标准和切入的角度不同，观点的碰撞和冲击就难以避免。
孔子的时代生产力极端低下，奴隶制尚存余威，生发于那种社会背景下的认知体系是否能适应后来环境巨变了的中国？有人发出疑问。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观点完全淹没在铭记传统的洪流里。中国人喜欢引经据典是出了名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爱掏老祖宗的衣兜。和西方比较起来，这种向后看的思维特色尤为突出。
清末康有为看到清王朝的老一套已经不行了，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祸国蛀虫歌舞升平，腐朽的体制像枯树藤一样把整个中国缠绕得透不过气来。于是，康有为开始在广州开堂招徒，传播变法理念，并积极筹谋公车上书，企图下情上达，感动天子。有意思的是，康有为的变法依据还是来自被清王朝奉若文化神明的孔子。假托孔子提出改变科举取士制度，在康有为是得意之作还是无奈之举，今天已经不可考证，但这种现象的发生足以让人思考。
同样是变革的西方宗教改革，情况则大为不同。1517年10月31日，路德把他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腾贝格大学教堂的大门上，在该书中他深刻地批判了罗马教会的贪污腐化。除了将《九十五条论纲》送给美因茨市大主教一份外，路德还把它印刷出来，在该地区进行广泛散发。路德否定教皇和总教会会议的权威，坚持只接受《圣经》和公理的指导，路德对教会的批判完全建立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从未假手先贤之说。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向后看，为什么在表达自己观点时喜欢借助他人的力量？这跟中国人崇尚融合，形成文字表达时务必形成体系的习惯和压制个性的传统不无关系。
双面融合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后人又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取其所长、补己所短”的说法，一直以来，人们都非常重视吸收他人的优点为自己所用。尤其是被历史实践所证明了的经典著作，更被奉为言论的圭臬。不但学术研究者在论证时要运用经典，就是普通人说话也喜欢融合古今，旁征博引，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力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服他人。
融合能打破一己之私，开阔眼界。鲁迅说的“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大概就是这个观点。但是鲁迅也强调“拿来主义”的做派不是不思考无选择地拿和运用：“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地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拉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然后，可惜的是，生活中许多人在拿来别人的理论时并没有结合现实进行选择。更为恶劣地是，还有些人挂羊头卖狗肉，打着融合的幌子篡改和歪曲他人的成果，制造出四不像理论。现在市面上流行将国学和管理强行嫁接到一起的流行书籍就是代表之一，这些似是而非或者说是形似而神不似的理论除了迷惑读者的视线，起不到任何解决现实问题的作用。而且自一开始就把国学和管理的融合带上了错误的轨道，徒增大众因为国学受到糟蹋而形成愤怒情绪。
压抑创新的体系观
注重整体性是中国人思维的重要特点。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如中医是整体疗法，五行之金、木、水、火、土构成一个相生相克的整体，对应于人体的肝、肾、脾、心、肺也是一个系统、整体；中医认为一些穴位包含了整个人体的信息，此即符合宇宙中任何一点包含整个宇宙全部信息的全息理论。
中国人爱讲门派，每个门派有一定之规。“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大的体系提出后，后面的人就只能在这个体系内进行研究。和西方从问题开始的出发点不同，中国传统学术务必形成体系，由天道而人的本性，进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体系的好处在于严谨有序，一篇学术著作看下来，关于这个方面有多少人做过研究，有哪些研究成果一目了然。但是，体系的严谨在扼杀创新的活力。基于问题出发的研究更愿意把目光投注在别人从未涉足的领域，更乐于采用新的方法和工具；基于体系出发的研究则容易进入重炒前人冷饭的境地，尽管不同程度加入了新的内容，但是很难提出独树一帜的观点。只有少数卓越的人才能有所突破，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论述论语的书层出不穷，但大部分都是在细枝末节上敲敲打打，能够在孔子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理论的少之又少。
增长中的自我意识
言必称前人是一种缺乏自我意识的体现。压制个体，缺乏自我意识在华裔学者孙隆基那里受到了强烈批判。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身”和“心”构成的“良知系统”。身是身体，肉体，臭皮囊，总而言之是行而下；心是仁，二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社会属性，是中国文化对于人的定义，具体则体现为对他人“身”的关心、体贴、照料之情。正因为“身”依靠他人、集体、社群来照料，所以中国人不会有真正的自我意识，脱离了自己所属的社群，就会丧失控制自己“身”的能力，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环境。西方人非常注重培养婴儿的排泄习惯，从小培养儿童的自我控制意识，而中国人的习惯之一是开裆裤，意味着可以随地大小便；之二是大人用嘘嘘声来督促儿童大小便，其结果是养成他制他律的人格。
没有独立性就不会有自己的个性，更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一个人云亦云、唯书唯上的人，只能是一个平庸之辈。这种意识如果成了一个民族的普遍心理，又不去改变它，这个民族将与现代化无缘。
自我意识重要意义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开始成为共识，社会开始允许个人张扬自我。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多元也使年轻一代的自我意识加速萌发。从“我的地盘听我的”，到“秀出真自己”的选秀风席卷内地，个性主义无论在思潮还是行动上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挥。而自我意识的增强使国学和管理的结合有了坚持独立思考的可能。
国学如何“入股”管理
国学如何“入股”管理，是目前学术界与企业界十分关注的焦点之一。对于这一话题，反对者认为这是一种“肤浅而可笑的现象”，而赞成者则认为国学“入股”管理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哲学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走向与其他学科交叉的需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国学中蕴含的哲学智慧与现代管理相结合，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强烈呼声，并且在实践上做出了各种形式的有益探讨。
那么，国学如何“入股”管理呢？我认为要回答这一课题，必须从思想上解决四个理论问题。
构建中国现代管理体系
中国管理哲学源于社会管理实践。百余年的中国企业管理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们可以从中国企业发展的社会实践中提升出科学的管理思想，诸如台湾王永庆、香港李嘉诚、霍英东的管理之道，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海尔”、“联想”、“蒙牛”、“万科”、“万达”、“海航”等知名企业的管理思想等，在构建中国现代管理哲学体系时，必须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国学“入股”管理，要求它必须准确地把握时代精神。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有无现代价值，是以它能否从哲学高度回答当代中国和世界管理界和企业界提出的各种重要社会问题作为衡量标准的。国学“入股”管理，必须要有强烈的反映时代精神的“问题意识”。诸如：①从改造企业员工积淀已久的传统心理旧习、培养现代理想人格的角度着眼，如何从国学中汲取其合理思想，为管理者和企业家构建“精神家园”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呢？②从后工业社会角度，如何将中国哲学所承袭并蕴含的“天人合一”思想，转换为超越西方“天人对立”的思维方式，为管理者和企业家建构起现代生态哲学呢？③站在全球化的高度，面对各种“文明冲突”和价值多元化，我们能从传统国学特别是哲学中汲取诸如“和而不同”等文化资源，以整合、协调正处于分裂对抗的人类社会，为管理者创造一个“多元和谐”的企业环境提供理论根据呢？④20世纪世界哲学发展表明，人类正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向互动认知思维方式转变。在这一转型中，我们能为企业家从国学中汲取什么哲学智慧呢？要回答与解决这些问题，国学中所蕴含的极其丰富的哲学智慧（如道家的“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儒家的“中庸之道”等），需要深入地挖掘与探索。
坚持会通中西原则
构建中国现代管理思想体系时，一方面强调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的管理之道，另一方面也提倡努力学习西方的各种科学的管理方法。西方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制度除了它的民族性之外，还有其相通性、普世性的地方，即适应于一切民族和国家管理的共同原则和普遍规律。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坚持“洋为中用”原则的同时，应反对以西方某种管理模式来剪裁中国固有的管理哲学思想体系，把中国管理哲学变成西方管理学的附庸和注解。两千多年前《晏子春秋》作者指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十》）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传统文化背景以及人的心理素质和价值观念不同于中国，离开中国国情、民情，照搬西方科学管理，不会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开花、结果。
中西方对“什么是管理”这一根本问题理解是不同的。西方人普遍认为“管理是通过对组织的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技术、时间等）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而快速地达到组织目标过程。”西方管理强调管理手段和管理目标，偏重于从管理程序和职能来界定管理的本质。管理学主要是通过各种手段如何管理别人，而忽视在管理他人的同时如何有效地管好自己，这就势必会在管理场中造成管理主体的“缺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价值理性”文化。中国人把管理的本质规定为一门大写的“人学”。“人”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它的落脚点。
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尽管不同，但它们对管理的本质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认为管理学是一门“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或者说是一门“以人为本”的“修己治人之学”。强调管理是始于“正己”（或“修己”）而终于“正人”（或“治人”）的过程。在《论语。颜渊》篇中，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率）以正，孰敢不正。‘“这里所谓”正“，即”正人“，包括”正己“与”正人。“所谓”正己“（或”修己“），即是修身之义，就是强调管理者必须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自己的内在道德素质，树立自己的良好外在形象，实施成功的”形象管理“。在管理场中，管理者是主体。只有首先管好自己，才能管好他人。”正己“（或”修己“）是”正人“（或”治人“）的前提和基础。所谓”正人“（或”治人“），是指在”自我管理“的基础上，如何提高对他人的管理水平与管理艺术，实施有效的成功管理。认为管理者身正而后家正，家正而九族之丧祭冠昏皆正，由是而百官以正，而万民亦无不正矣。”正己“（或”修己“）是”体“，”正人“（或”治人“）是”用“，这是中国管理哲学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要素。
坚持中国民族性
基于中国人对管理本质的特殊理解，在构建中国管理哲学理论框架上亦不相同。西方管理学体系，大体上都是按然“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这一理论框架构建的。而中国人则认为中国管理哲学的理论框架应由五个层次所构成，即人性假设、管理主体、立身行事、管理模式和管理境界。这是一个由内向外的逐步推展过程。
所谓人性假设，东西方的解读也有差别。西方文化中性恶论占主导，西方人构建管理学的主要原则就是通过建立完整的法治体制和控制机制，“使坏人无法干坏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性善论，即认为人不同于动物，生而具有“仁义礼智”的善性。所以，中国注重管理人格的塑造、价值观念的引导以及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等。
所谓管理主体，主要是指在人性假定的基础上，通过“自我管理”来塑造管理主体的理想人格。不管是儒家的智、仁、勇“三达德”的君子人格，道家的“上善若水”的圣人人格，还是兵家的“智、信、仁、勇、严”为将五德的理想人格等，皆属于这一范围。
所谓立身行事，是指在塑造管理主体的理想人格的基础上如何“做事”、如何“管事”，也就是如何在做事中努力打造一个有道德、有情义、有智慧的潇洒人生。儒家的“义以为上”、道家的“身重于物”和兵家的“以智治军”以及法家的人生哲学智慧等，皆属于这一范围。
所谓管理手段，在诸子百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家，即道家（包括黄老学派）、儒家、兵家和法家。中国管理哲学虽然强调“正己”（或“修己”）的“自我管理”，但是从来也不忽视对“正人”（或“治人”）管理手段的探讨。人的行为分为“有为之为”和“无为之为。”所以，中国管理哲学有两种基本模式和多种管理手段。两种基本模式：一是“有为而治”的模式，二是“无为而治”的模式。在“有为而治”模式中，由于对“有为”内涵的不同解读，又可分为三种主要管理手段：一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主张“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学派，主张“以智治军”的智慧性管理。在“无为而治”模式中，由于对“无为”的不同诠释，又可分为四种不同管理手段：一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式的“道法自然”的无为而治，二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式的“尚贤推德”的无为而治，三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式的“君人南面之术”的无为而治，四是以《淮南子》作者为代表的黄老式的“因循为用”的无为而治。
所谓管理境界，主要是指管理主体通过不同的管理手段所追求的最高理想状态。“事在四方，要（指法、术、势）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学。扬权》），是法家所追求的高度控制的理想管理境界。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同拱，环绕）之。”认为管理者只要实施以德治国，他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安居在其位置上，而众星就会环绕着它，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是儒家所追求的同心圆式的管理境界。孙子通过“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的仁德，努为做到“上下同欲（同心同德）者胜。”（《孙子兵法。谋攻》）这是兵家所追求的理想管理境界。
老子在《道德经》十七章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道家既不主张“循法而治”，使民“畏之”，也不主张“为政以德”、“视卒如爱子”，使民“亲而誉之”，而是以道治国，主张不干涉、迫害民众，使他们按照自然人性过着愉快、幸福的生活，而民众却感觉不到君主的存在，亦无爱恶恩怨于君主。这是道家所追求的“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只有在管理实践的基础上，走“综合创新”之路，把东方与西方、“有为”与“无为”、“柔性”与“刚性”、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思想体系。如果只是简单地按照西方管理模式来剪裁中国管理哲学，那就势必会将中国丰富多彩的管理模式和内容加以“窄化”，将它变成苍白乏味的教条，。
坚持扬弃原则
中国古代管理理哲学，产生于农耕文明基础之上，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不完全适用于现代企业管理。我们应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立足当代企业和现代管理，批判地从国学中汲取中国古代的管理之道，把“古”与“今”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熔铸古今”的现代管理。
在构建方法上，必须学会正确运用“经典现代诠释法”。所谓“经典现代诠释法”，就是构建中国管理哲学，应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从推动中国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出发，带着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提出的“问题意识”，去发掘、辨别国学中何者是精华、何者是糟粕。中国当代社会实践，既是检验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的精华与糟粕的客观标准，又是推动中国现代管理哲学向前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管理哲学的历史命运，主要是根据它满足于现代社会需要程度如何而定。我们必须直面市场经济的呼唤和现代社会的挑战，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中探寻富有现代基因的文化资源，努力寻找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结合点和生长点，把哲学原典与现代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这种结合绝非是简单地从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中寻章摘句，而是以自己多年的人生阅历去解读圣贤之书，同中国古代哲人进行心灵对话，结合市场经济和社会需要，加以现代诠释，并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以构建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体系，使现代人从中得到智慧和启示，使之成为完善市场经济和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
但是，在现已出版的有关中国式管理的论著中，有几种做法和倾向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人把构建中国管理哲学视为一种“戏说”，根本没有读懂中国哲学原典，就望文生义，曲解古人；有的人不是在掌握大量资料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去构建中国管理哲学体系，而是简单地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警句名言加上现代案例去拼凑所谓的中国管理哲学；有人违背历史唯物主义，或用现代观点简单地否定古人，或无限拔高古人将现代成果说成“古己有之”；还有各式各样的“水煮”和所谓“学术快男、超女”的短平快作品，等等。只有从理论和实践上抛弃这些简单化的做法，我们才有可能在深入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体系，从而为世界管理学做出我们应有的历史贡献。
国学输给大力丸
早些年有段时间（估计那时候“超女好男”们还在啜奶嘴），电视有奖问答节目曾大行其道，惹得我有空还瞄上几眼，直到有一天撞见以下场景：主持人亮出四个噪声数值，面露一贯的自得＋神秘表情，答题人必须选择，其中哪一个超标了。记得结果是答题人通过电话向场外亲友求援，主持人照例兴奋地高呼：恭喜你顺利过关！第二天跟几位同行说起，大家面面相觑一致苦笑：看来只有外行才能答对。假如拿这个问题来问我们，我们会追问：是环境噪声还是产品噪声？是城市噪声还是别的什么区域？如果是城市噪声，那么该噪声数值是在城市五类区域中的哪一类区域测定的？是昼间还是夜间测定的？除此之外，国家标准还规定了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农用运输车噪声限值、中小功率柴油机噪声限值、汽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加速行驶噪声限值……
从此谢绝任何有奖问答节目，并且对国人省略前提的能耐彻底心悦诚服，直到这次被编辑抓差，来对国学用于管理的缺陷发一通谬论。事先声明：在国学的概念尚且模糊的前提下，要想真正讨论国学在现代管理当中的运用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梦见的。以下的谬论仅仅效仿当今电视主流，聊充娱乐。
早先我们视野所及被称作天下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国学这个词。那时皇极高明如亘古不移的北极，一直不会偏向任何别的方向。与我们长相、语音不同的，那是化外之民，说得难听点就是蛮夷，在我们眼里基本只比禽兽稍微好点。他们来到我们中华上国，当然是来俯首归顺的。偶尔，他们也会有些新奇的玩意儿，好东西当然可以拿来，但最终都可以从我们这里找到根源，其实我们原先都有，只不过他们玩得跟我们有那么一点不同而已。接下来我们当然可以吸纳，直到这些玩意儿重新变成我们自己的，就跟我们把借出去的东西收回来重新登记上账没什么区别。几千年都这么过来了，忽然，有一天，坚船利炮来了。这回轰开的不仅是国门，动摇的不仅是天朝皇极。
这些化外的野人，呃，现在该改口叫洋人了，或者洋鬼子，凭的是什么能耐？机巧？看来只有机巧。坚船利炮，不就是些小机巧么？这种机巧，老祖宗一直是鄙夷的，那是下等人的事情；专门鼓捣这些玩意儿的人，以前我们笼统唤作“百工”；更早些时候，就是我们梦想回去的那个“三代”，法律条文写得清清楚楚：“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但洋人的玩意儿毕竟是狠。我们拿什么抵挡呢？依了惯例，还是拿来用吧。张之洞的《劝学篇》就说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原先那套，唤作“中学”，中外有别，西洋外国那套，不妨名之曰“西学”，到底不过是“用”，我们的“中学”才是根本，是“体”。这之后又有了“国粹”、“国学”、“国故”诸多名目，后来一帮留洋的，或者不满的，干脆就叫起了“旧学”—老祖宗教导说要“苟日新、日日新”，拿老祖宗的东西唤作“旧”，还搞出个“新学”当做宝贝来作对，简直数典忘宗大逆不道；最最荒唐的，是有人居然叫嚷着要再“破四旧”，说是破除什么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话说回来，洋人当中毕竟也有几个明白的，知道中华上国的东西好，追慕之余肯花工夫来研学，于是又有了“汉学”的名堂。
苦笑着的娱乐告一段落。现在我要说：如果要研究“国学入股管理”的缺陷，首先要分清国学与国民传统文化的区别。粗略地说，国学并非如同外行想象的那样，似乎是一贯而清晰易见的。事实是：国学的范畴极其丰富而复杂，甚至从来就没有统一过。习惯上认为中国是儒教国家，就拿儒家来说，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不但没有占据优势的地位，如果与兵家、纵横家、法家相比，得售的机遇少得可怜；在第一个大一统的秦帝国，儒家著作也在焚禁之列。秦的崛起，或者按照我们当下的说法，秦的管理，是纵横家、法家思想的成功运用。而中国成为后世所认为的儒教国家，要等到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奠定了基础，何况这时候儒还没有成为“教”—事实上，儒始终都不构成宗教，即便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大概都受到“打倒孔家店”、“万恶的旧社会”的口号熏陶太久了，现在的年轻一代恐怕又会在帝王影视剧的轰炸中长大，以至于很难对民国以前的社会形成真实的印象（这里没有使用“封建社会”这个词，因为我们习惯的用法其实是不严谨的）。难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时代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国学？难道端午重阳春节的节庆就是国学？难道道观寺庙、宽衣长袖就是国学？
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延续性最强的国家之一。如果说它能够保持基本的统一数千年完全是靠运气，没有赖以存活的思想或者管理方式，那是谁都不敢相信的。如果断言它的最近数百年的问题完全是因为国学，那同样是粗暴的臆测。
任何问题的研究都需要专业的基础与专门的技术。如果说国学存在着不利于管理的倾向，那么，包容性该算是最突出的一个方面。身处这样的环境，如果你已经清醒，估计你最难以忍受的就是不明确的、模棱两可的暗示性的东西。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关部门”的说法。但是必须分清：现实世界中的玄虚，并不需要学术或思想来承担责任。也许有人会这样反驳：为什么不？难道行动不是思想主宰的吗？难道国学不是难辞其咎吗？那么，我要问：基督教传统下的西方世界，不是也出现奥斯威辛吗？难道需要有一个传统来为此负责吗？难道还需要某个传统来为“9.11”负责吗？
甚至国学到底应该是学术，还是思想，我们都没有办法给出明确的区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学术可以脱离应用而存在，因为学术首先是人类强烈的好奇心，或者求知欲的产物。而思想，你能这样断言吗？如果某个思想不能解决你的牙疼、脚气、上班途中发呆的瞬间、老婆的白眼、老板的呵斥……那么，这个思想就是有缺陷的？
拜托！你需要的是时间机器，回到从前的时代，在那里的街头，经常有赤膊的大汉，耍完一路拳脚，照例会托着盘子，高声吆喝：祖传大力丸！包治百病！吃下去有病治病，无病强身！
国学与管理
从1906年章太炎创建第一个挂牌的国学研究团体“章氏国学讲习会”算起，至近两年的“国学热”差不多刚好一百年时间。从国家宣布开展“汉语桥”工程，复旦、清华开办国学班，上海建立全日制私塾“孟母堂”，武汉开办“吐纳入定”的“童学馆”，“祭孔”由民祭改为官祭，政府官员“龙场讲道”，到于丹的“论语今读”，还有“国学辣妹”语出惊人，直到网络评选国学大师，《甲申文化宣言》发表，联合国设立“孔子教育奖”，通信运营商推出“国学短信”服务，经过疯狂的热炒，这个阳春白雪的字眼，一跃成为具有流行意味的大众消遣，“国学”成了一块人人能吃的“唐僧肉”。单纯的国学热，只是个文化问题；国学穿上管理的外衣而热，就是个社会问题了。
国学与国学热
“国学”一词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从“中学”到“国粹”，再到“国故”，再到“国学”这一过程。“国学”又有古义、今义与广义、狭义之分。“国学”的最早意义是“由国家设立的学校”，目前比较公认的意义是“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广义的国学涵盖了恢弘的经、史、子、集四大类内容，其中，“经”是我们的精神，“史”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子”是我们的思想与智慧，“集”是我们的情怀。狭义的国学则指占据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学。不过迄今为止，“国学”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广泛接受的定义，这导致“国学”简直成了随处可贴的膏药。不合时宜地滥用，恐怕不是国学之福。
在搜集众多专家学者对国学的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将它们大概分成四大类：认为国学并不存在的“国学虚无论”；认为国学确实存在的“国学存在论”；认为国学具有很多益处的“国学有用论”；认为国学存在很多害处的“国学有害论”（详见附文《21人纵论国学》）。国学热的起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我国经济发展后恢复文化自觉（费孝通提出的概念）和自信、提升话语权（法国大哲学家福柯说过，话语和权力是关联着的）、增强民族认同感（博兰尼称之为“支援意识”）的需要；对文化冲突中的文化霸权（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提出的概念）进行抗争、提升民族文化素质的需要；汉语学界和儒学圈的形成也促进了国学的兴起。
◎培养国家“软实力”的需要。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在《大棋局》一书中，提出大国或强国有四条标准：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文化富有吸引力。战略与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学者吉尔（BatesGill）在《中国“软实力”的源泉和局限》一文中也提出：文化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源泉。
◎社会浮躁期人们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和归属感的向往。当今社会存在着物质化倾向、粗俗化倾向、冷漠化倾向、躁动化倾向、无责任化倾向、浮夸化与虚假化倾向等六大病态心理。据统计，中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100万人自杀未遂，寻求精神安顿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需求，不少人想从传统文化中获得对人生终极问题和人性本身看法的启示。
◎开掘传统、古为今用，提升企业文化竞争力，避免恶性竞争的需要。成中英教授认为，经济发展到最后，就成为一套需要文化支撑的理念经济。经济只是手段，文化、道德才是目标；经济发展要用文化来软化，柔化它的发展势头，让经济为文化服务，而不是用经济来削减或者消除人类的文化。
◎西方管理理论的“水土不服”，使得中国的管理者转而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管理思想。基于广泛的社会需求以及巨额利益的驱动，大量机构提供国学方面的培训或教育，声称要培养不仅拥有财富，而且具有一定文化修养和道德情操的“新儒商”，这也大大促进了国学的热潮。
国学对管理的借鉴
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主要是宏观的治国之学与微观的治生之学，针对企业管理的经验、思想并不多。虽说隔行如隔山，但是隔山不隔理。治国、用兵、民生之中的众多思想，对于现代企业经营仍然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在我国的古代典籍里，论管理哲学的简约、朴素和举重若轻，莫过于《道德经》；论管理谋略的周详、具体和可操作性，莫过于《孙子兵法》；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自我修养，莫过于《论语》；涵盖当今政治学、管理学主要观点与论证方法，统一“势、法、术”，论管理的严格、制度治理的杀伐之气，莫过于《韩非子》。儒家所倡导的德治，道家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思维，法家所主张的“信赏必罚”管理方略，墨家所宣扬的“兼爱交利”精神，兵家所阐发的“避实就虚”行为科学，均已积淀为普遍的民族心理和宝贵的历史财富，为我国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统一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重农抑商的，然而国学中不乏关于商业方面的文化蕴涵，它的精神价值观曾经浸润了一代又一代的商人，以至于形成了所谓“儒商”的传统。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商朝据说就是“以商兴国”，秦始皇也曾经为一位女性富商筑台以示褒赏，秦汉以后形成了“工商士民”的阶层结构，汉武帝时的桑弘羊等大臣都出身商人阶层。近代的徽商、浙商、晋商，无不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引申到企业管理之中而创造出奇迹的。华为任正非年轻时就是“学毛选标兵”，“中庸思想”是联想柳传志最主要的管理利器，道家的“无为思想”是恩威薛永新树立企业精神、指导企业的经营法宝，蒙牛牛根生则采取的是“财散人聚”的处世之道。有学者指出，传统文化有助于企业家人格魅力的形成。这种人格魅力，是一种内在美的表现。人格魅力的形成，基于深厚的教养、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对公益事业的关心，基于真诚，基于爱心。有人格魅力才能让公众产生信任感，这比广告、公关更为重要。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许不能直接教给企业家如何投资、如何盈利的具体方法，但是能够提高企业家的素质，教给企业家如何做人，这是包括企业家在内所有的人都可以受益的。
在西方很长一段时间内，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处理企业之间的关系，基本的指导思想是强权哲学和斗争哲学，这种指导思想只能引起更大的冲突，结局是很危险的。国学的精髓就在于整体性思维，她强调的是变化和变化的规律，这对于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的管理来说，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国学强调仁者爱人，强调和为贵，强调天人一体，她是一种贵和的哲学，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她的当代性，甚至是未来性。国学带来的是“治理”，强调的是水的柔性和变通；而西学（相对于国学）带来的是“管理”，代表的是竹子的强硬和严密。国学对于管理有三点启发：以人为先，教化管理者和员工的心智；以柔克刚，柔化具体的经营运作；以异避同，激发决策和预测中的直觉与灵感。
国学即哲学，商道即悟道
成中英教授指出，要从哲学的高度去研究国学，国学没有哲学精神就成为死的东西，就变成了国故。张瑞敏也指出，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个哲学家。有人以“道、学、艺、技”来涵盖国学的要点：“道”是为人处世的智慧：“学”是历史：“艺”是审美：“技”是技巧。国学包含众多的哲理与思辨，具有很强的哲学性、经验性和综合性，对学习者的悟性和灵气要求都很高。要正确理解和运用国学，必须具有极强的独处、反省、领悟能力。例如《孙子兵法》虽然只有短短的六千多字，还不如一篇论文的字数多，却可以在不同的学者眼里出现不同的“哈姆雷特”。如果孙子在这本兵书里把所有的情况都解释清楚了，那它也不会流传到现在。经典的意义，应该是精神的意义，而不是知识的意义，经典的无限价值在于“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金圣叹语）。我们保留了许多优秀的典籍，特别是先秦思想典籍的原创性价值和文化深度，并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民族。但是，我们一直不善于通过创造性解读来汲取传统的优秀思想。
西学是应对简单性和必然性的智慧，国学却是应对复杂性和偶然性的智慧，强调的是“以不变应万变”，其中的“不变”就是《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的“道”。以西餐和中餐为例，麦当劳里的汉堡包，在世界不同国家，即使材料来源可能有所差别，但口味一定是一致的。这种同质化为企业之间的竞争甚至企业内部的竞争埋下了隐患。而中餐的菜谱很少有告诉你每种配料放多少量的，最多加上“少许”两字，这是为了针对不同顾客的口味进行调整。要做出真正适合顾客口味的中餐，需要厨师长期的领悟。同样的材料，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口味可谓天壤之别。这种差异化不仅形成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同时大大避免了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又如，我们有“儒老成医”一说，老中医不仅能够治病，还能治心。按照“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的说法，国学确实是大智慧。
管理理论永远不能也不应该告诉管理者具体的管理细节，只需要告诉管理者管理的原则就可以了。原则的具体运用需要管理者的“释义”能力。如果管理理论告诉管理者某项经营活动应该做到一二三，而所有的管理者也都按照一二三来做的话，最后的结果往好里说，大家打个平手；往坏里说，大家两败俱伤。管理理论只需要告诉管理者“一”这个“经”就可以了，后面的“二”和“三”这些“权”就要靠管理者来努力领悟了。所谓“持经达权”、“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管理者在符合管理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深入领悟管理的具体情况。主导西学的是分析归纳的还原性理性思维方法，是左脑在起作用；而主导国学的则是综合演绎的系统性感性思维方法，强调开发人的右脑，提高人的直觉判断力。例如，《易经》中的四个关键字“元、亨、利、贞”，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即为“开创”、“互通”、“共赢”、“诚信”。这种“说文解字”式的解释和意义生发，正是“国学”的重要特征。
“参股”还是“控股”
管理是处理复杂问题的，而领导是处理变化问题的。因此，管理的知识，我们可以学习西方；领导的学问，恐怕主要学习国学了。如果说西方管理理论告诉我们的是管理科学的话，国学中的管理思想告诉我们的则是管理艺术。许多学者将管理科学与管理艺术分开来看，这可能是不恰当的。管理科学是前提，管理艺术是升华。没有管理科学作基础，管理艺术就只能是“瞎猫撞死耗子”；没有管理艺术，管理科学也就成了一种束缚，“死读书不如无书”。例如，中西文化中都有诚信的内容，但中国的诚信主要是一种道德规则—侧重“诚”（真诚），而西方的诚信主要是一种商品交易规则—侧重“信”（信任）。只有以制度为前提，以道德为保障，将制度与道德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持久的诚信。
研究发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德国学者的著作被译成其他民族语言的数量列世界第二位，而德国学者将其他民族的著作翻译成德语的数量则列世界第一位。排除掉英语的“语言霸权”影响，德国应该是世界上最善于学习也最善于创新的民族。对于西方的管理理论，我们也应该首先以虚心的态度全盘吸收，在吸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与创新。例如，被称为“商儒”的张瑞敏对中国文化和西方管理都极有心得。在他身上，传统文化是一种内在的修养和气质，而不是表面的功夫。他不仅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同时更是海纳百川。他对日本的管理，对杰克。韦尔奇的著作都如饥似渴地学习。
“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涩泽荣一素以“左手论语，右手算盘”治理企业闻名。日本著名管理学者村山孚也说：“日本企业家为了使企业生存和发展，使用了两个轮子。在生产经营景气时期，使用美国现代管理这个轮子；在生产不景气的情况下，就要依靠《孙子兵法》这个轮子。”在文化素养和指导思想方面，国学只能“控股”而不能“参股”；在具体的经营运作上，国学与西学，谁“控股”，谁“参股”，都是不一定的，这要看具体情境。该谁控股，谁就控股，这是“合理主义”，也正是管理的精髓—“权变”的表现。
“我站在屋内，把窗子打开，让所有的风都进来，但我不会被任何一股风吹走。”（圣雄甘地语）对于国学“入股”管理，我们应该做到既不“数典忘祖”，又能“吐故纳新”，真正做到“东西融通”，实现“西方文化中国化”。
国学热中暗潮涌动
我们眼下最为关注的不应是国学该不该热，而是国学应该怎样热的问题。目前的国学热中存在较多问题。例如，“国学”像前些年的MBA一样，成了一些具有猎奇心理的企业家镀金的工具和新的炫耀性消费，“国学班”招收学员“精英化”，收费标准“贵族化”。有人将振兴国学等价于弘扬儒教，或者等价于“读经”。有人将祭孔等国学活动搞得过度庸俗化、商业化和时尚化，实行“文化搭台，利润挂帅”，变了味地复兴，借古人之名发财。有人借助复兴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进行盲目地抵制和排斥。还有人借复兴国学之名，行封建迷信之实，将尘封的东西都当做了佳酿。这都很可能毁了“国学”这块招牌，也会导致大量资源的浪费。国学的普及不能仅靠经院式的教育，从内容到手段都应当多元化，也可以适当地通俗化，但一定要拒绝庸俗化。
国学并不是一个褒义词，而是个中性词，其中既有“国粹”，也有“国渣”。国人似乎非常喜欢厚黑学，比如将“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偷偷改为“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并且被广为接受。将国学加入管理，也不要耍小聪明，不要玩厚黑学，而应将最基本的为人处世之道加入管理之中。国学只应该将管理带入康庄大道，而不是带入歪门邪道。
混沌的“国学”
存在过即“国学”
“国学”原意与今日之大学无异，仅指学府，是包含物质实体的机构。今日众人言之凿凿之“国学”尚未有定论，莫衷一是。根据已有的资料知，国学应“西学东渐”而生，旨在强调老祖宗学问的本位。诸位虽然就国学之内涵外延争得面红耳赤，相互不以为然，但是其动机大抵相似—无非是要整理国故，去芜存菁，汲取精华，古为今用。差异只在于究竟何者为精华，何者更能为今日所用。比如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国赋提出：“对待清代以考据为主的乾嘉学派，我们要学习的是他们的实证精神，借鉴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吸纳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不关注现实的做法则不能苟同。”言谈间，国故之精髓已成竹在胸，荡然于怀，何其壮哉。
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且不说邓实对“国”的理解何其浅薄，看他对把“国学”“打造”成一个筐，就知他压根就没有今人这么虔诚。揶揄“国学热”者舒芜说：“……世界上的学问分成英国国学、法国国学、德国国学……尼日利亚国学、尼加拉瓜国学、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学，而文学、哲学、史学、法学等等的学问，全都没有了，那成了怎样一个世界呢？”
《辞海》对“国学”也有注解：①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②西周王城及诸侯国都的学校。不过，今日“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国学”吹鼓手们，认为历朝历代、各色学问（派）皆有其精华，为了做到十全十美，于是，“国学”就无所不包，只要有点名头，就可获得“国学准生证”。到了“存在过即国学”的境地。如：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他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从学术研究看，各种学科已经细化，如今再以“国学”涵盖百家—以“花园”替代百花，并志在培育国学大师—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学大师呢？是要文史哲伦理等等皆精通并有新的创新和发展还是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
又如：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
也就是说，中医，京剧，占卜，书法甚至九章算术均是国学，疯狂和无知可见一斑。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许多人对“国学”被“堕落”为“大筐”并非毫无警觉，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章祖安就认为：“国学的根基是小学、章句之学，因此，所谓‘国学大师’必须以博通、精研先秦时代的原典为前提。”他问道：“你听说谁研究唐诗宋词、明清小说而被称为国学大师的？”红学家（就算有这么一门学问吧）冯其庸可能不爱听这话，因为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院长。既然国学家（且不说是大师了）都不是，领导国学院，多少有些言不正、名不顺吧。冯其庸答记者问：“我理解的国学是大概念的国学，我们的传统文化都应该包括在内。中华民族遗留下来很多宝贵的传统文化，都应该纳入国学的范围。”观察家们针锋相对：“传统文化本来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打出‘国学’这旗号，弄得像滞销商品做广告，不打出一块‘天下第一’的招牌就不敢见人，真是小家子气。”
事实上，无论何种定义，无不包含“中体西用”的心态。章祖安在《再说慎言国学大师》中写道：国学大师必须在其中某一领域有原创性成果，精通小学，古文辞（各体式）、古体诗，近体诗词都能自由挥洒，出色当行。如果是20世纪的国学大师，还必须能汲取外来之学说，而不忘民族之本位，中西兼通，而又以传统文化为其治学指归。
因此，国学热，或者说国学的拥趸本身就是先入为主的，是“先验”而非严谨的、科学的。在各种打着国学的“羊头”，卖培训的“狗肉”的商业广告中，赫然包含各种早已经被认定为是封建垃圾—与现代化的精神背道而驰的“驭人之术”，又何必讶异呢？
国学复兴之怪现象
国学靠谁来复兴？怎么才能复兴？什么样的愿景才算达致国学的复兴？是把所谓的国学武装到全民还是仅仅吸引精英分子做做研究罢了？按某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对“国学”的界定看，如果全民都来读四书五经，练习书法，大唱戏曲，似乎才是复兴了国学。
不过，这种幼稚和肤浅的举动却大行其道。“穿无领、巨袖、对襟、束带的长袍，一手持经书，一手附于身后，一边踱步，一边带领端坐在蒲团上的‘弟子们’朗诵《弟子规》”。此外，孟母堂、读经堂、拜孔子，以及此起彼伏的各种公祭盛典，汹涌见诸报端。自称白居易后人的“国学辣妹”与木子美和“芙蓉姐姐”等网络时代的“怪才”一起，被相提并论。百度和谷歌出了“国学搜索”。百度还联合某些网站媒体推出所谓的“国学大师评选”，对“国学大师”进行与“超级女声”完全相同的商业包装。
所谓的有识之士也不得不出来鄙薄这等肤浅和闹剧式的商业炒作：“复兴不等于复古。”
不过，这帮有识之士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坐而论道，纸上谈兵，侃侃而谈，口气之大，措词之完美无缺，滴水不漏，实在为“国学白痴”们之不及啊。如，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国赋就说：“复兴国学，一要复兴国学的精神，复兴中华民族的美德。这是我们本民族的‘脊梁’，没有了‘脊梁’，我们如何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过去我们曾经过分重视向西方学习，忽视了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传播，就全社会而言，民族文化丢弃得太多、太快，我们不能成为数典忘祖的一代。”比起“复古派”，这些人的大道理“少乎哉，不少也”。如果国学复兴是无可置疑的，那我们能指望这样的人来复兴之么？
好事的记者到大学走访，让统计学、经济学或者金融学的学生背文诵经，然后感叹国学之如丧家犬般遭人抛弃（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最近著书说“孔子是个丧家犬”），委实有大谈国学之必要。殊不知，如果没有那些人放弃“摇头晃脑”的“国学”而改学各式财务、英文等学，那么这些人就只能“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因为今日研读国学之人，再也不能“学而优则仕”，仕则无衣食之忧。若全民皆国学，那势必回归到范进年代。让我们假想一下，如果让一半的国人都在研磨平仄，讲求声韵，都在思考超越个人事物以外的“庙堂之事”，或者本该肉食者谋的事，何其美哉，然而何其镜花水月哉！
在本质上，任何一种学都是精英而非普众之事务。生产要讲究分工，做学问也是如此。即使所谓的新科学革命提及的跨学科趋势也是“相关多元化”而非盲目的“不相关多元化”。提倡国学复兴者如若不能容忍“国学也是小众之学”，那就必然与复兴国学南辕北辙。
讽刺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典礼上，其校长、市场营销研究专家纪宝成先生附庸风雅，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中山大学哲学系袁伟时教授批评道：“以校长名义发表的有关言论，有不少常识性的错误，有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情绪。”
国学=民族的脊梁？
国学复兴的倡导者往往给自己的一锅鸦片就是：国魂融于国学。神圣化国学者摆出自己是“天父附体”的杨秀清姿态，教导芸芸华夏子弟：“国学在，则国在，国学亡，则国亡。”排除矫枉过正的可能，实在让人心生疑虑，这些倡导者是否精神正常：“国学如盆，水形易散，有盆盛之，人心易散，国学凝之。于是，千年来的国人，身易碎，而魂不灭，形易散，而神仍在，此之大功劳者，舍国学其谁？！”或者：“国人如水，水无形而质不变。任山川之起伏，地势之高低，时而为滚滚江河，时而作涓涓溪流。藏百米地下，则为甘泉；积千里旷野，则成湖泊。有利器可断金刚，而无利器可断流水。”
事实上，除了口号式的宣传（就像脑白金的广告一样恶俗，只不过表面看上去文绉绉的），对国学地位和作用来个不言而喻、一笔带过的做法也是见怪不惊了。如人大校长纪宝成所言：“国学的价值与意义毋庸置疑，国学对现代文明建设的作用无可替代。”至于究竟有何作用，有何案例，却丝毫没涉及，自欺欺人地打造闭门造车的理想和远景规划，学者的实事求是和严谨难觅踪迹，政治家的身影昭然若揭。
倒是冯其庸来得更加直接和无遮拦：“现在是最需要宣扬国学的时期，应该多从国学大师那儿继承学问、文化和知识，用自己的头脑来治理好我们自己的国家。”这哪里是要办什么国学院，分明是要办新时代的京师大学堂嘛。
国学的本体实质为汉学，是反清斗士们的炮弹而已。王小波辛辣地讽刺道：“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钱穆也曰：“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
因此，如果把本来一门普通的学问上升至意识形态之境地，那么国学的登高疾呼者，并非是国学的真正研究者，而是礼教家、道德家、政治家及其走狗而已。其所谓的国学，尤其占据了如此多娇的大好江山几千年的儒学，有几许是在谈论机会平等之上的个体自选择形成的社会和谐。《论语》能教会山西的黑心老板们要学会“仁者爱人”？《道德经》之流能让要广东的血汗工厂老板学会“天下为公”的亘古不变的“大同”？
我们不妨再举一例。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经放言易经—这个被许多人视为国学之根源的玩意对中国的落后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传统里面只有归纳法而无推演法（即演绎法）的思维方法；‘天人合一’的观念。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但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分开，而《易经》的‘天人合一’观念却将天道、地道与人道混为一谈”。
向前看，向后看
博大精深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词语，常用来形容五千多年历史形成的灿烂文化。博大精深即无法三言两语说清楚，言简而意义深远，内涵深广而含混，具有多重解释维度。一部《论语》，有人看出了圣人情怀，有人看出了王者之道，更流传出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佳话。至今，阐释《论语》的书籍依旧洋洋大观，汗牛充栋。
解释的人都认为自己悟得了夫子的真谛，但听众群里却总有不肯买账的人。于丹借助电视媒体普及《论语》知识，这边大众正“与我心有戚戚焉”，那边一帮博士已然跺起脚来，指责于丹糟蹋了传统文化，甚至有人提出了“于丹红就是文化黑”的骇人标题。文人间的口诛笔伐是中国一脉相承的老传统。一千个观众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每个中国人心目中都有关于经典著作的理解模式，尤其是认为自己深得个中真味的文化人。标准和切入的角度不同，观点的碰撞和冲击就难以避免。
孔子的时代生产力极端低下，奴隶制尚存余威，生发于那种社会背景下的认知体系是否能适应后来环境巨变了的中国？有人发出疑问。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观点完全淹没在铭记传统的洪流里。中国人喜欢引经据典是出了名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爱掏老祖宗的衣兜。和西方比较起来，这种向后看的思维特色尤为突出。
清末康有为看到清王朝的老一套已经不行了，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祸国蛀虫歌舞升平，腐朽的体制像枯树藤一样把整个中国缠绕得透不过气来。于是，康有为开始在广州开堂招徒，传播变法理念，并积极筹谋公车上书，企图下情上达，感动天子。有意思的是，康有为的变法依据还是来自被清王朝奉若文化神明的孔子。假托孔子提出改变科举取士制度，在康有为是得意之作还是无奈之举，今天已经不可考证，但这种现象的发生足以让人思考。
同样是变革的西方宗教改革，情况则大为不同。1517年10月31日，路德把他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腾贝格大学教堂的大门上，在该书中他深刻地批判了罗马教会的贪污腐化。除了将《九十五条论纲》送给美因茨市大主教一份外，路德还把它印刷出来，在该地区进行广泛散发。路德否定教皇和总教会会议的权威，坚持只接受《圣经》和公理的指导，路德对教会的批判完全建立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从未假手先贤之说。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向后看，为什么在表达自己观点时喜欢借助他人的力量？这跟中国人崇尚融合，形成文字表达时务必形成体系的习惯和压制个性的传统不无关系。
双面融合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后人又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取其所长、补己所短”的说法，一直以来，人们都非常重视吸收他人的优点为自己所用。尤其是被历史实践所证明了的经典著作，更被奉为言论的圭臬。不但学术研究者在论证时要运用经典，就是普通人说话也喜欢融合古今，旁征博引，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力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服他人。
融合能打破一己之私，开阔眼界。鲁迅说的“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大概就是这个观点。但是鲁迅也强调“拿来主义”的做派不是不思考无选择地拿和运用：“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地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拉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然后，可惜的是，生活中许多人在拿来别人的理论时并没有结合现实进行选择。更为恶劣地是，还有些人挂羊头卖狗肉，打着融合的幌子篡改和歪曲他人的成果，制造出四不像理论。现在市面上流行将国学和管理强行嫁接到一起的流行书籍就是代表之一，这些似是而非或者说是形似而神不似的理论除了迷惑读者的视线，起不到任何解决现实问题的作用。而且自一开始就把国学和管理的融合带上了错误的轨道，徒增大众因为国学受到糟蹋而形成愤怒情绪。
压抑创新的体系观
注重整体性是中国人思维的重要特点。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如中医是整体疗法，五行之金、木、水、火、土构成一个相生相克的整体，对应于人体的肝、肾、脾、心、肺也是一个系统、整体；中医认为一些穴位包含了整个人体的信息，此即符合宇宙中任何一点包含整个宇宙全部信息的全息理论。
中国人爱讲门派，每个门派有一定之规。“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大的体系提出后，后面的人就只能在这个体系内进行研究。和西方从问题开始的出发点不同，中国传统学术务必形成体系，由天道而人的本性，进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体系的好处在于严谨有序，一篇学术著作看下来，关于这个方面有多少人做过研究，有哪些研究成果一目了然。但是，体系的严谨在扼杀创新的活力。基于问题出发的研究更愿意把目光投注在别人从未涉足的领域，更乐于采用新的方法和工具；基于体系出发的研究则容易进入重炒前人冷饭的境地，尽管不同程度加入了新的内容，但是很难提出独树一帜的观点。只有少数卓越的人才能有所突破，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论述论语的书层出不穷，但大部分都是在细枝末节上敲敲打打，能够在孔子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理论的少之又少。
增长中的自我意识
言必称前人是一种缺乏自我意识的体现。压制个体，缺乏自我意识在华裔学者孙隆基那里受到了强烈批判。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身”和“心”构成的“良知系统”。身是身体，肉体，臭皮囊，总而言之是行而下；心是仁，二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社会属性，是中国文化对于人的定义，具体则体现为对他人“身”的关心、体贴、照料之情。正因为“身”依靠他人、集体、社群来照料，所以中国人不会有真正的自我意识，脱离了自己所属的社群，就会丧失控制自己“身”的能力，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环境。西方人非常注重培养婴儿的排泄习惯，从小培养儿童的自我控制意识，而中国人的习惯之一是开裆裤，意味着可以随地大小便；之二是大人用嘘嘘声来督促儿童大小便，其结果是养成他制他律的人格。
没有独立性就不会有自己的个性，更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一个人云亦云、唯书唯上的人，只能是一个平庸之辈。这种意识如果成了一个民族的普遍心理，又不去改变它，这个民族将与现代化无缘。
自我意识重要意义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开始成为共识，社会开始允许个人张扬自我。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多元也使年轻一代的自我意识加速萌发。从“我的地盘听我的”，到“秀出真自己”的选秀风席卷内地，个性主义无论在思潮还是行动上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挥。而自我意识的增强使国学和管理的结合有了坚持独立思考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