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在西学路上我们还是走了不少弯路，付了不少学费。
建国初期，我们国家的企业管理受“左”的影响较深，思想僵化、呆板，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中对企业的真正内涵与企业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对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经营管理经验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们只承认人家在合理组织生产力方面的理论和做法，例如运筹学、全面质量管理、价值工程等方面具有共性，因而可以学习借鉴，对于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和做法，则采取批判的态度。由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不能决然分开，结果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导致管理政策方面摇摆不定，阻碍了企业管理的改革与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中国的企业逐渐成熟起来，更快地与国际接轨。可惜，我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美国现代企业制度被奉为我国国企改革的目标模式；西方流行的企业管理理论被奉为不容置疑的经典；企业管理制度跟着洋人亦步亦趋，甚至洋人已有的失败教训还拿来作为灵丹妙药推广。
有人形象地比喻说，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在管理水平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就像是三岁小孩与泰森之间的对话，这正是我国只有二十几年日渐开放的初级市场经济的真实写照，也是为什么当今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任何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都能在中国找到市场的原因。从日本的管理、美国的管理、欧洲的管理、香港的管理、台湾的管理；从战略、营销、公司治理、成本预算控制、人力资源、企业文化到IT信息管理；从哈佛管理理论到GE管理模式，我国的理论工作者、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一概如饥似渴地学习、消化。为什么出版社突然都热衷于出经管图书？把国外的管理著作引进来都能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册地售出，这活儿谁不愿意干？
追求基业长青的中国企业们需要学习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经验，但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往往把一个人、一个观点甚至一本畅销书当作了救命稻草。有几个企业家书架上没有《杰克?韦尔奇》，没有《执行》？不少企业家把韦尔奇的自传放在案头，便开始了自己的危险的多元化之旅，但事实却是很少能见到成功的多元化企业，不少企业不仅未能在新投资的产业中获得新的成果，反而在自己的主营业务中也出现了倒退。多元化的路走不通，便又在“执行”上下功夫。问题在于，缺乏文化感召和战略指引的执行只能是空话一句，这本身也是对“执行”的片面理解和对战略思考的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