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营企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常常会像坐“过山车”一样飞速变化。当周正毅等“问题富豪”被揭露时，民企的声誉一度跌落谷底。当时，银行为避免遭受类似损失，一度向一些民企亮起红灯，甚至有银行专门发文要求下属分行严控对部分民企的贷款流向。
时过境迁。到去年下半年，在学术界争论“中国经济过不过热”时，主张不过热的一方拿出的关键证据就是：此次投资高潮主要由民营经济所驱动，因此是有效率的。这时，民企几乎就是天使，是理性的代表，只要是民企的投资就是好的。因为他们不会冲动，他们的钱是自己的，或者是要自己还的。
过了没多久，当今年春天以后过热之忧成为共识时，“民营经济兴风作浪”又在一部分人中成为流行看法。这时候，民企就是魔鬼，因为它们最喜欢钻政策的空子，更何况它们拿来投资的钱还不都是银行的？
其实，老资格的民企应该早就习惯这种两极化眼光。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出现了姓“社”姓“资”的争论，有人质疑民营经济的性质姓“社”还是姓“资”，使民营企业承受了巨大压力。当时民营企业家们最担心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会变。为突破困境，将企业挂靠到乡镇集体企业成为时髦，以至于后来一些集体企业实际上大都是个人办的企业。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国家鼓励外商投资，并在税收、土地等方面采取了优惠政策。从那时起，许多有点规模的民营企业纷纷找海外的亲戚、朋友投资，或变相到海外注册公司再回来投资，都挂上中外合资、外资、港资的牌子，实际上还是民营企业。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民营企业才迎来新的“春天”。1997年党的十五大后，个体、私营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得到与国有、集体经济同样的法律保障和政策环境，民营企业才得到比较彻底的“松绑”。
现在的问题是，将宏观经济形势简单地与所有制结构挂钩，对民营经济无论是褒是贬，都是缺乏依据的简单化做法，不仅容易在实践中造成偏差，还会导致民营企业对宏观调控本身的不解与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