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所有的经济体都是从家族企业起步的，即企业不仅归家庭所有而且由家庭管理。在发达的经济中，新企业也往往是从小型的家庭企业起步的，只是到了后来才采用了更客观的公司结构。但是家族企业只是经济组织发展的起点。今天，尽管美国、日本和德国还保留了家族成分很大的小型企业，但是绝大多数价值和就业机会都是由所有权分散的大型上市公司创造的。而这种多年来在美、日、德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公司形式的、专业管理型的、公共拥有的大型企业，几乎很少出现在华人社会中。
许多华人企业长期以来不能成长为大企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使企业增长壮大的社会资本，缺乏对人的信任程度和合作精神。在《信任》中，福山记述了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美国王安公司的兴衰史。王安公司最大的教训是缺乏对家族以外经营管理人员的信任，乃至最终丢掉大好江山。
对外人的不信任通常会极大地阻碍公司的制度化。华人企业的家族业主拒绝让专业经理接管公司的经营，而是眼睁睁地看着它四分五裂成几个新的公司或全面解体。例如，包玉刚的船运帝国鼎盛之时是亚洲最大的公司，而他甫一过世，帝国就一分为四，被家族的四个支系瓜分。
由家族企业向专业管理的转化步履维艰，赋予了华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两大特性：一是过度竞争。公司不断地产生、发迹，然后消亡。在美国、西欧和日本，许多企业，特别是资本密集型企业，都是垄断组织，往往由少数几家大规模的公司分享市场。在华人社会，情况却与此相反，用福山稍带讽刺语气的话说，“市场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完美竞争理念”：成千上万的小企业为了找到一块立足之地，而在商业沙场上殊死拚搏。
第二个后果是难以打出有实力的品牌。美国和欧洲19世纪晚期在很多领域兴起了用品牌包装产品的热潮，这是那些面向新兴的大众消费市场的厂家走向集约化生产的一个产物。只有那些以规模经济为营销手段的公司才能树立起品牌，拥有品牌的公司其规模必须大，而且要比较持久，这样消费者才能注意到其产品的品质和与众不同之处。上面说过，美国的柯达、西尔斯等品牌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日本的品牌如三洋、松下或资生堂虽然在时间上没有那么久，但是它们都是由制度完善的大型公司建立的。而在华人社会，小型家族企业很难达到可以生产与众不同的大众市场产品的规模，而且生存的时间不足以长到能够在消费者中树立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