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钱德勒也看到，企业的发展在西方各国并不是均匀的。在德国和日本，由于较小的市场和现金流量削弱了内部筹资的机会，企业更多地依赖外来金融家——在德国是大银行，在日本是阀系财团——的帮助。经理人员继续和金融家分享企业的决策权。因此，金融资本主义在这两个国家一直处于支配地位。
尽管由于现代化的早晚有别和诸多国情的不同，美、德、日的企业演变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这三个国家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家族企业在这些国家发展的早期就已经向专业管理和理性组织的企业演进。例如，美国现代许多著名公司都是由19世纪的小型家族企业发展而来，包括杜邦、柯达、西尔斯等。在同一段时间内，德国人也迅速走出家族企业的模式，短短数十年发展出一批多国康采恩，如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和西门子。钱德勒称，到1913年，柏林的西门子公司是世界上最复杂、分布最广的工业实体。而日本大企业长期以来就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10家最大的财阀占据了日本整个经济的35%。在战后美军占领下，财阀解体，但是最终又重建为现在的企业集团。家族企业与信任的建立
美籍日本学者福山在他著名的但富有争议的《信任》一书中强调：信任程度直接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基于此，他认为，这三个国家首先发展大型的、现代化的、合理组织的、由专业人员管理的企业并非偶然——每一种文化都有某种特性使商业组织快速地超越家族，建立一个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新的自发性社会群体。它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在它们的社会中，毫无关系的个体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信任，从而为社会资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福山指出，“中国的工业化最突出的一点是，华人的家族企业在实现从家族向专业型管理转化这一过程时困难重重。”而这些困难与华人家庭主义的实质不无关系。华人本身强烈地倾向于只信任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而不信任家庭和亲属以外的人。这种家庭主义影响了经济组织可能的类型，使华人社会在建立大型经济机构方面遇到的阻力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