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忍而克制”只是我们喜欢李宁或者“李宁式”创业者的地方，但从商业角度看不无遗憾。李宁公司的面前不是没有“耐克”和“阿迪”的虎踞龙盘，李宁公司所在行业不是没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桎梏，作为行业的领先者也并非没有义务去不断定义中国公司的高度和争取行业的空间。
关于“创业隐者”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是：任正非。2011年冬，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发表内部文章：一江春水向东流，文中他谈到个人英雄主义的作用和在中国企业文化环境中的隐者哲学：
“小时候，妈妈给我们讲希腊大力神的故事，我们崇拜得不得了。少年不知事的时期我们崇拜李元霸、宇文成都这种盖世英雄，传播着张飞“杀”(争斗)岳飞的荒诞故事。在青春萌动的时期，突然敏感到李清照的千古情人是力拔山兮的项羽。至此“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又成了我们的人生警句。当然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也不是没有意义，它迫使我们在学习上争斗，成就了较好的成绩。
当我走向社会，多少年后才知道，让我碰到头破血流的，就是这种不知事的人生哲学。我大学没入了团，当兵多年没入了党，处处都处在人生逆境，个人很孤立，当我明白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的政治内涵时，已过了不惑之年。想起蹉跎了的岁月，才觉得，怎么会这么幼稚可笑，一点都不明白开放、妥协、灰度呢?
…我后来明白，一个人不管如何努力，永远也赶不上时代的步伐，更何况知识爆炸的时代。只有组织起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一同奋斗，你站在这上面，才摸得到时代的脚。
…从此，开始形成了所谓的华为企业文化。业界老说我神秘、伟大，其实我知道自己，名实不符。我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而隐起来，而是因害怕而低调的。真正聪明的是十三万员工，以及客户的宽容与牵引，我只不过用利益分享的方式，将他们的才智粘合起来。”
华为这些年，任正非这些事，究竟是不是中国民众盼望的那些“创业者”最理想表现?
2012年2月最后一个周末，北京，在一个非公开活动上聆听王石讲他在哈佛的游学经历，讲他在一年半间在海外著名学府领会的宗教传统及沿袭。我有幸向他提问：怎么看新一代创业者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对于民主的争取?
他谈了创业者需要在“不颠覆”框架下自我约束，需要清者自清，需要身体力行，最后他表示：希望以后数年能有机会在类似大学的讲堂中传道、解惑。
活动的最后，我略带揶揄的祝贺他老人家进入创业最高境界：创业隐者。 我能感受到，就他这一辈中国的创业者而言，过去三十年来，一步一步离开体制，体验各种人生，最终回归到自由之路的渴望。
不必讳言，无论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创业界还是当下中国的创业界，都有创业隐者的存在，差异仅在于数量的多寡，比例的大小。而正是这个数比的问题，让我们好奇为何中美企业界领袖级人物对于“事功而身退”的态度会有如此不同?
与我看来答案揭晓之前，需要首先引用一段时令新闻：
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由于能力所限，再加上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我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足。为此感到歉疚。”既然身为一国之总理尚且明确表达受到体制的牵绊，那不难理解中美企业家对于“隐”或“不隐”的迥异抉择，正是在现有体制下，极度缺乏对财富传承的信心，缺乏经济发展能推动社会变革的信心，迫使多数前辈创业者、企业家固守本我格局，让儒家文化中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齐家”和“治国”之间出现了断裂鸿沟。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经提及：一个国家的振兴要看企业家精神。对于依然需要大步前行的中国，我相信隐者文化并不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最终极载体。令人欣慰的是，近些年在中国商业格局迅猛崛起的新生代企业家军团，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对推动社会经济制度和民主制度进步的“煽风点火”的勇气，及无知者无畏的果敢，他们中间不无五零后，六零后，譬如薛蛮子，王冉等。
至于更年轻一年的创业家，企业家，或许因为过往历史风尘的浸染，少了难以磨灭的伤痛，在“鲁莽”之外不凡更诚挚的信仰和坚持，他们值得期待。
既然来日方长，既然倡导积极的企业家精神有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不妨让我们鼓吹：能够让这个民族的创造力、创新能力淋漓尽致的发挥，需要让更多的创业者居于创业者位置，而那才应该是这个时代最终极的地位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