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军队的宗旨真正被广大官兵接受之后，决策更容易做出，而且一旦做出了决策，全军上下都高度认同，自觉执行，哪怕这个决策对自己是非常不利的，或者想不通的，也会坚决执行。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国共合作以后，党中央决定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在今天看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决策，但在当时却是一个艰难的抉择。试想，红军和白军相互厮杀了十年，结下了血海深仇，忽然宣布改编了，在昔日敌人的指挥下战斗，要让红军官兵在思想上转过这个弯子来，确实是太难了。很多战士都想不通：“我们打了十年白狗子，怎么自己也成白狗子了？”
刘伯承在做思想动员时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许多战士在换掉红五星帽徽时，一边换一边流泪，但最后还是坚决执行中央的这一决定。可以说，人民军队的宗旨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企业决策者来说，遇到的问题常常相当复杂。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企业宗旨，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政策“打架”也就难以避免。企业宗旨虽有不同表述，但说来说去，无非是为各利益主体服务。一般企业都突出四个利益主体，即顾客、员工、股东和所在社区，有的还强调要兼顾供应商、合作者等。
三、激励士兵，建立信仰
激励员工的积极性，是管理人责无旁贷的职责。能够激发人奉献牺牲的因素很多，毛泽东选择的是精神信仰，就是将自己有限的生命与某种具有绝对价值的、超越性的东西联系起来，并从中获得人生的意义。如果没有超越个体生命的东西作为精神支撑，如果没有奉献精神，很难做到“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因为，真实的战争往往是异常残酷的，远不像影视作品所表现的那么浪漫。军人每一次走上战场，都有再也回不来的可能。在生死考验面前，金钱的激励作用都会减效直至失效。试想，性命都难保，要钱还有什么用？要让军人甘愿出生入死、奉献牺牲，就要为其找到一个充分的价值理由。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为我军官兵指出的一种价值追求。在这方面，毛泽东有许多精辟的阐述。1928年11月，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这是红军作战勇敢，战斗力强的根本原因。
四、严格执行纪律
纪律是解放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1928年1月，工农红军占领江西遂川，有的士兵借用老百姓门板睡觉后不主动归还。为此，毛泽东又提出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夏天，根据当地群众的习俗和俘虏兵增多的情况，毛泽东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注意。这就是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由来。
笔者指出。在联想集团，最初员工大都没有时间观念，开会经常迟到早退。为此，柳传志规定：凡是开会迟到的人，自己先罚站一分钟。第一个犯规的是柳传志的老朋友、公司副总经理。怎么办？柳传志还是硬着头皮执行了纪律，自己也吓出了一身汗。这一做法数十年如一日。
现在联想开会时，还会看到有一两个人“挂”在那儿。联想的管理团队因为这种纪律的坚持而获益巨大。15年后，2004年底，当联想宣布收购国际著名IT企业IBM的全球PC业务时，尽管有人怀疑这种“蛇吞象”能否消化，但没有人质疑联想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公司。
纪律和秩序的建立有一个过程，应根据组织发展水平提出相应要求，既不能脱离实际，照搬所谓成熟的管理模式，一上来就搞正规化，也要防止因循守旧，将游击习气当宝贝，否定正规化管理。也就是说，达到了什么水平，定什么样的纪律、制度，然后再发展、再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