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己
“年轻时代的轻狂，应该画上句号了”
任剑琼：作为上个世纪60 年代生人，你认为自己和80 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李国威：我就是觉得比他们幸运。我们小的时候，走一步算一步，从来没想到过生活会是现在这样。比如，我到30 岁的时候，还根本没想到这辈子能拥有一部私家车，而且我们穷的时候，也没见到周围的人谁富—上大学的时候家里一个月给我40 元钱，算是全班最富的了，偶尔还可以请同学吃饭，我们班最困难的同学家里拿不出钱，用学校给的21 元助学金勉强能过下来。我们从平等的不富裕中走过，没有那么多嫉妒心，也缺少干大事的大胆想法和勇气。即使到了现在，那么多人暴富，那么多人看似过得比自己好，但自己能Hold 住，知道什么可以得到，什么不该得到，什么是平静，什么是幸福。
任剑琼：当初从新华社转行到快速消费品行业工作，这个改换跑道的动因是什么?
李国威：那时跟朋友聊天，话题有关“大家各自在中学时梦想的职业是什么?现在从事的职业是不是满意?退休以后还想做什么?”我说中学想做跟文学有关的任何事情。到了大学发现自己文笔和想象力不行，看到花就是花草就是草，不会像作家那样一块石头洋洋洒洒写1000 字，新闻要求短，又可以写，所以选了学新闻。现在从事的公关传播职业很合我意，退休以后希望一半时间在学校教书，一半时间旅行和写跟旅行有关的东西。
我做编辑和记者7 年，最喜欢的一句话是：“记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因为他将戴着不带锈迹的盔甲进入坟墓。我喜欢每天都是新鲜的感觉，希望每时每刻都有一个截稿时间在你旁边敲打。我在新华社国际部常年白班夜班倒，夜班人少的时候，特别是有时后半夜我一个人值班，特别盼着出事，觉得正常的世界好无聊，使劲盯着非洲，看谁要准备发动政变了。
海湾战争期间，每天都兴奋异常。新华社的内部刊物登过一个报道，说国际部编辑李国威卷着外电稿小跑着冲进值班室，一边喊着“打起来了，打起来了”，被同事们称为“战争贩子”。
后在英国做驻外记者的3 年，报道过政治、经济、文化、股市、期货、体育，做足了杂家。参加体育赛事报道，我应该是所有记者中工作量最大的，一场比赛下来，要发中文简讯、英文简讯、中文综合、英文综合，有时得到生动的材料还要写特写。全英羽毛球赛、世界田径世界杯赛、温布尔登网球赛，我总是最后那个离开新闻中心的。
我喜欢在第一线的感觉，希望历史在我面前发生。但是，庞大的新华社内部有必要的分工，业务越熟练，越是需要你在后方编稿把关。有的老编辑对我说，好好干，将来也像我们一样。不过又怎么样呢，有别的机会，你还是可以去闯一闯。
我开始为自己找理由，比如上夜班不习惯倒时差，夜里十二点半到凌晨四点半上班，六七点到家，白天基本不能睡，长期如此身心疲惫。外面的世界奇妙，收入比这里高。所以我最终离开新华社，去外资企业生力啤酒做公关。
这些年来无数次被问到这个问题，为什么离开新华社，为什么不做记者了。我有一个“官方”的回答是，希望体验新闻的另一面。企业制造产品，提供新闻价值，记者报道新闻，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是企业公关和记者共同完成的。我当然不愿意说是为了不上夜班甚至为了收入更高才离开的。
任何“转型”都有代价，也会带来深刻的感悟。后来我去了通用汽车，有一回一个高层问我为什么转型，我脱口而出：“我在新闻行业10 年了，已经知道了它的所有事情，现在想尝试新的东西。”那位高管冷冷地说：“我在汽车行业30 年了，我觉得还根本没有了解这个行业。”从那时起我想，年轻时代的轻狂，应该画上句号了。你越深入一个行业，越会感知它的真正底蕴，越感到它的变化多端，不可捉摸。那时，我已经33 岁。
所以，我不觉得转型有什么正确和错误之分，你走过了这一步，就继续向前。当然，倒退十多年，用我现在积累的人生体验看当时的决定，也许我会继续做记者，只是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和生灵涂炭。我希望用记者的视角，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记录人们心灵的喜悦、痛苦和纠结。
任剑琼：现在的自己还有年少轻狂的DNA 吗?或者说你现在表现年少轻狂的方式有什么变化?
李国威：对一个行业了解越深，越知道它的分量，越不敢轻狂造次。我早就已经不轻狂了。在工作中常遇到年轻的下属说：“这些我都会了，不需要学了，要学更新鲜的、没有见过的，快给我机会，等不及了，别人都跑前面去了。”我听到这样的说法非常纠结，我不愿意讲太多我自己的体会，这一代人听不得说教和“我们当年”这样的句式，唯一能让他们警醒和进步的，就是自身遭遇挫折。我不想看着这些聪明、积极、进取的孩子们遭受打击，但是，也许这是唯一的进步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