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微笑门
长江日报把更重要的头条评论位置留给了《认真对待延安车祸官员微笑事件》。这足可以说明，对那起导致36人身亡的长途卧铺客车追尾的关注焦点，已经转移到对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的“人肉搜索”上。虽然曹林还在中国青年报上说着“当追责缺席，每一次反思都是一场幻觉”的话，但他的同行们已纷纷从事故现场走入“微笑门”。
在南方都市报、钱江晚报的示范作用下，法制晚报昨天上午向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监察室打去电话：“该室工作人员韩东祥告诉记者，虽然他们已经看到了网上的评论，但是他们并未收到群众或者工作人员的材料举报，因此对此事没有评论，具体情况要咨询办公室。随后，记者再次拨打办公室电话，多次拨打后，对于杨达才在事故现场的笑脸，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是网友把杨达才在某个特定场合的表情给放大了说事。对于网上流传的几块价值数万甚至几十万的手表，该工作人员表示：‘对此事，不好评论，具体事件我也不清楚，最好问本人。’”
再接再厉，新京报记者总算在晚间电话联系上杨局长本人， “正在开会的杨达才简要答复称，已知道网络对他的关注。‘事情出来后，我已经向组织报告’。杨达才称，他也想回应媒体和社会关注，但近日工作繁忙，‘每天晚上要忙到凌晨一两点才能休息’。他感谢了媒体对他的关注，并表示，最快在今天上午做出回应。”
这份北京报纸也知道，对于这个微笑瞬间，确有人建议不必“上纲上线”。所以，评论员于德清要就此讲解《网友人肉“微笑官员”是否小题大做》的道理： “不必先急着替这位官员辩护，也不必忙于指责网民的非理性，倒是应该首先好好检讨一下官员的责任意识和媒体素养。官员也是人，也有人之常情，‘微笑’的原因有时很复杂，有特殊的情景，或许，也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从另外一种人之常情来说，只要是官员，其出现在灾难事故现场，就不是代表他个人，就有责任管理好自己的一言一行，其中当然包括面部表情……尽管，网络上充斥着各种非理性的声音，以及各种不专业的网络推理，但是，谁也不应低估网民的素质和民众监督的热情。事实上，周久耕等事件也表明，一些官员异常言行背后往往潜伏着某种不正常。”
“和官员的有些行为比，有人可能觉得在车祸现场发笑没有实质危害，但要知道，官员在公共场合的行为引起质疑，这本身就是问题。普通人在车祸现场发笑，可能会在道德上被人谴责，官员这样做，就不仅给人对生命的冷漠之感，而且其政治素养及权力形象也会被怀疑。在有的国家，这会引发更深层的反应”——说起来，长江日报评论员刘洪波大概是觉得自家报纸阐述尚不足以表达他的无限杂思，他还要通过晶报专栏嘲讽《官方回应的微妙之处》：“陕西安监局并不回应杨局长的手表。只回应局长的微笑，不回应局长的手表，这是明显的就易避难。局长在车祸现场不会以微笑为基本表情，这一点傻瓜也明白，辟谣容易。但局长在不同场合戴着不同的名表，这要回应就麻烦大了，所以局监察室表示对此不评论，办公室也表示不评论。”
而这也正是新华每日电讯发表《局长的“表”比“表情”更值得探究》的缘由吧。这家新华社下属报纸允许作者辛木将“杨达才的微笑”比作“蒙娜丽莎的微笑”：“实事求是地讲，杨达才的微笑之谜即使最终揭开了，至多也只是说明杨达才在人性层面上有所缺失，说明杨达才的个人私德和官德水平都不够高罢了，不可能因此将‘杨达才的微笑’上升到违法乱纪的高度上……但是，杨达才的‘多表’之谜就不同了，这个问题的背后有着太多的疑问需要探究：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手表?这些手表真正价值几何?他的这些手表从何而来?杨达才在不同的场合戴不同的手表，究竟是个人爱好使然，还是一种‘炫富’心理的体现?”
现代快报评论员伍里川也要嘲笑一句“一个不辞辛苦赶赴现场的局长，一下子就成了全民公敌，真是世事难料”，更翻出旧账：“前年伊春空难有领导在现场微笑着合影留念，去年西安煤气爆炸，也有官员笑过。难道，‘笑着流泪’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可以肯定的是，不管该笑不该笑，他们笑了都没事，连出来道歉都不用，恐怕这也是杨局长没有任何伦理忌讳的核心原因吧?”
被这篇《安监局长是不是“笑”着“中枪”?》引用的数据正是第五大道奢侈品网首席运营官孙多菲的微博估价，例如“江诗丹顿18K玫瑰金表壳，而且是机械的，市场估价在20万-40万”。而在后面那个《特定表情被放大了》的将近整版报道中，这份新华社在江苏所办都市报用一个小标题宣布“网友声音：如是真货，至少20万”。
只怕网友“花总丢了金箍棒”欲哭无泪，虽然他昨天专门发布微博劝告“不要用谣言去打击腐败”，但难以阻止报纸编辑们的修订冲动——南方都市报昨天引述他的那句“这些手表品牌‘一线不多，基本二线，且多为基本款’，全部加起来如都为真货，低估在20万元内”，在现代快报上被改成了“至少20万元”。
至于兰州晨报，就更加热情地把杨局长各幅戴表图片一一展开列出价格，打头的就是“6.5万元左右的劳力士”。所以，身为微博上的“民间鉴表专家”，花总现在也只能哀叹自己昨晚把原图放大到400%以作辟谣只是徒劳，以至于又要在今天上午发表声明：“网上流传的鉴定结果是某奢侈品网站负责人咨询‘专家’后发的，本人有异议并在微博中做过回应。我没有就此问题接受过任何媒体采访，媒体若引述我观点请完整。”
媒体偏爱那位奢侈品网站负责人是有原因的。如果不是江诗丹顿，不是金额近百万，岂不是要打击人民群众的反腐热情?只是，成都商报上，王石川难免要叹息，“不少网友拿杨达才的名表说事，一方面固然是对他微笑的不满，另一方面也与反腐焦虑有关……这种外围式的监督貌似可笑，实则可悲。凭借官员的收入，穿套名牌西服、戴块名表没什么大不了，但网友为何揪住不放?说白了，监督渠道不够通畅，监督平台不够宽阔，监督内容不够核心。”
华西都市报作者王聃也要给热情反腐者泼盆冷水：“杨达才很难成为第二个周久耕——不同于周久耕事件中天价香烟的证据确凿，杨达才所戴手表的价值其实有太多悬疑空间。如有网友透露，这些手表品牌‘基本二线，且多为基本款’，即便都为真货，兑价值也在20万元内;‘名表门’伴随特大事故出现，其实个中夹杂了太多主观情绪。”
在讲解了“公共事件中，官方回应被动、沉默或敷衍”的僵硬模式后，这篇《“名表门”是话语权失衡的副产品》发表论断：“‘名表门’其实是话语权失衡的副产品，它验证的仍是官方舆情应对能力的不足……很多时候，舆情问题不过就是话语权的争夺……健康舆情能力的缺失，只会造成花边腐败信息的无限量供给。杨达才之后，谁也料不准，还会有更多被议论的‘X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