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朋友
早晨6时刚过，凤凰网就紧急更换首页头条为《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凌晨在北京逝世》。伴随着新华社稿件的到来，新浪搜狐网易腾讯也陆续建立专题，聚焦这位“中国人民老朋友”的离去。
于是，这位耄耋老人昔时接待刘少奇亲自当司机、创作《万岁主席毛泽东》等歌曲、红色高棉执政时期流亡中国等历史故事均被网络编辑一一翻出，新华社也已播发出其黑白色调的历史照片。
二、莫言之忧
虽然已经过了一个周末，莫言仍被笼罩在聚光灯下。
被媒体最新发掘的亮点源自他接受《面对面》采访。央视已经有了足够强大的心理承受力，把自家在国庆期间毁誉两极的“你幸福吗”提问投向这位开创中国诺奖史的作家，且由新闻联播编导恰恰拮取此段作为推荐，在昨晚公开呈现在亿万观众面前：董倩问，“您幸福吗”，莫言答“我不知道”;而当董倩说“绝大多数人觉得您这个时候应该高兴，应该幸福”后，莫言则回应，“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任何压力才幸福。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忡忡，能幸福吗?但要我要说说不幸福，你就会说太装了吧，刚得了诺贝尔奖还不幸福。”
如果面对镜头时的微笑中确有一丝无奈，那么，这位中国作协副主席应该是为自己在得奖之后所面临的赞美与斥责而同步感到“压力很大，忧虑忡忡”。从上周四晚19时起，他就无法再按照自己由管谟业更名“莫言”时所期许的那样“不说话”，而是必须在各路记者面前讲述感受。
虽然仍有足够多的中共体制反对者在网络上不肯宽恕莫言的顺从，但反对“泛政治化”的声音也被激发出了更大能量，厌倦意识形态之争的文学爱好者更愿意守候这位作家隐秘的文学王国。比如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张闳就是在微博上针对莫言抄写毛泽东讲话一事鸣不平：“莫言把《讲话》抄在纸上，但他的文学写作跟《讲话》并不相干。而他的批评者则把《讲话》抄在心里，在评判文学的时候，始终贯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讲话》精神”;媒体人姜军则向批评莫言者提出三点规劝：“1、文学奖不是和平奖，别扯太多政治;2，作品与做人是两码事，任何人经不起求全责备;3，静下心来多看些书，提高文学素养，也顺便反省一下自己。”
何况，在那些体谅莫言难处的人们看来，这位山东农民的儿子其实只是选择了自己的方式来担当“社会良心”，比如他的作品《蛙》就控诉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残忍。更何况，根据周五在互联网上流传的记录，莫言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已经表态希望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能够“尽快获得自由”。
当然，这段问答没有出现在中国任何一家正式出版的报章和门户网站上，但除此之外，有关“政治”的话题还是成为了市场化媒体聚焦重点。根据中新社被允许发布的记录，在周五下午这场见面会上，“有记者提问说，有人质疑莫言是官方作家，站在权力角度写中国，不应得奖。莫言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评价作家作品的，并不是一个政治奖，这种质疑并没有说服力……有记者提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莫言表示，抄写《延安文艺讲话》并不后悔，因为抄《延安文艺讲话》与自己的创作没有矛盾。而自己的创作，一直在突破《讲话》……在就出版自由的有关问题上，莫言表示，在很多海外国家，涉及到宗教问题也会受到限制，经常会有一本书引起整个族群强烈抗议的事件。中国的小说写作和出版自由，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已经放宽到令人惊讶的地步。”
避免麻烦，在用莫言那句“这是文学的胜利”作为头版大标题的带领下，南方都市报最终选择了“搁置钓鱼岛争端谁都别去，鱼类都感谢你们”和“拟拿奖金在北京买大房子，被提醒买不了多大”这样的花絮作为这场发布会报道重点。可以一并配发的是来自新华社的专访——“莫言：我个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我没有权利代表中国文学。当然，得奖会在一段时间内让世界的目光更多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应该会发挥一些比较积极的作用。但这个作用也不可高估……我估计有一个月就过去了吧，甚至更短，然后一切又回归正常。”
而外交部发言人洪磊那段有关中方对刘晓波和莫言获奖态度不同的答问——“两年前，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我们理所当然坚决反对”;“解铃还须系铃人”——虽能一度成为五大门户周六首页标题，但既然没有出现在新华社电稿中，也同样就没能出现在中国纸媒的版面上。
可以呈现并且必须重点呈现的是李长春贺信。署名于11日，公布于12日，借助这位中国意识形态最高长官的赞扬，人民日报也终于可以将莫言的名字提拔到周六头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
只不过，这样的意义阐释又难免要让异议者冷笑。所以，此时就更加需要环球时报未雨绸缪，在这个早晨即刊社评《莫言获奖，开心者众难受者孤》：“莫言迅速成了中国社会的新偶像，但他获奖后受到的最激烈批评也来自中国人，他们包括魏京生、余杰等流亡海外的异见人士，以及艾未未等国内的体制对抗者……异见人士们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攻击，都是对准他是‘体制内的人’，是共产党员，同中国现行体制采取合作的态度。这些异见人士看上去是最在乎诺贝尔奖的一批人，而且认为只有他们这些反体制者才有资格获诺贝尔人文奖……中国内外的异见人士们，都太关注西方对自己的态度。他们看世界完全是阵营化的，不愿意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复杂性。他们的判断标准简单、僵化、粗暴，根本无法把握对社会真正的批判性。他们似乎还活在索尔仁尼琴的那个时代，认为不是《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作品，就不是批判。”
不忘说上一句“我们欢迎向莫言授诺贝尔文学奖，但这不影响我们反对两年前诺贝尔委员会给刘晓波授予的那个和平奖”，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子报知道该怎样定义莫言，以不让这位体制内作家承受更大压力：“其实莫言称得上是大多数扎根在中国社会作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作品中有不少对中国现行问题的批判，但他又没有走向‘异见人士’的极端。中国普通知识分子大多都像他那样生活，他们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他们很少关注西方如何看他们。”
而后，这篇社评更就莫言“如何使用这份特殊威望”表达期待：“我们希望莫言能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在未来日子里为祖国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在社会思想和利益有些撕裂的时候，希望他能超越各派，推动中国社会的团结。在中国做诺贝尔奖得主大概不会轻松，希望他对这个特殊角色的扮演比获得这个角色还要成功。”
这样勇于直面意识形态之争，大概也只有胡锡进做得到。更多的媒体同行就算能在微博上挥斥方遒，但回到工作岗位也只能掩面而过。他们可以做并且擅长做的是报道围绕在莫言身边的消费热潮，从重建莫言纪念馆，到作品售罄与加印，再到将莫言作品收录在高中语文选修课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