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尽管新京报昨日已通过《别让莫言也成了旅游中的“风景”》反问“相比莫言获奖后的宠辱不惊，家乡政府表现出的亢奋是否有些不太协调”，但今天的家乡报纸已经带来了更多的亢奋。齐鲁晚报《深读周刊》恰逢其时，以《一个县城的荣耀》的封面文章回忆“近40个早早赶来的人已经放起了鞭炮，就像过节一样”的情景，带来《一个县城的“诺奖效应”——重新发现“红高粱”》：“高密将打造红高粱文化园，这个三年前规划但未启动的项目，将很快付诸实施。电影《红高粱》里的大片高粱地、造酒坊等场景将被复制，莫言的文学王国‘东北乡’，将再现高密。”
其实，“诺奖情结下的一场盛宴”并不会出乎见惯世面者的预料。连解放日报老牌评论员司马心今天都亲自上阵，写下《“莫言热”中一点忧》：“虽然许多人对莫言的了解，仅限于一部改拍的《红高粱》，而对于他真正的代表作，从《丰乳肥臀》到《檀香刑》再到近年的《蛙》，多数人闻所未闻，但我们仍然要为之雀跃，虽然我们的多数媒体，头一回听说高密这个地方，但并不妨碍成群人急步流星赶向那个‘东北乡’……然而这种‘狂喜’之中，却也有一点‘杞忧’，那就是面对这又一个‘第一次’，面对莫言这又一个‘第一人’，我们会不会又重演一种‘模式’，又重蹈那一种套路或是‘复辙’呢?”
反思“生意经”、提醒国民反思中国文学处境的还有今日重庆时报和南方都市报。前者社评《后诺奖时代，如何延续莫言的价值》重申“只有冷静思考和自由表达的土壤，才是伟大作家诞生的摇篮”;后者则在《走出消费庸常，回归文学本真》中，根据网友大胆预测“莫言必登央视蛇年春晚”而叹息“荣耀刚过，我们难免要回归庸常，走向俗套，踏入陷阱”：“莫言在坚守，却也是在拷问。文学何以变异，作家为何浮躁，而我们的土地为何也在排斥文学的本真。莫言获奖，时间进入下一个轮回，忘却那些不该有的自负或伤痛吧，人生短暂，而文学之树必将常青。成群结队的文学巨人，明星闪耀的中华文明，让我们以惯常的仰视姿态，回眸历史的闪耀瞬间，丈量我们的土地以及我们的心灵与文学本真的距离。”
不过，这份曾在2008年授予莫言文学大奖的广东报纸，也还是在文章中暗示了对意识形态之争的立场——“过去我们所亟亟批评的话语方式正被部分人重拾，对莫言和中国文学的嘉奖试图超越文学本身，莫言被赋予其个人甚至文学都不可承受的时代嘱托。”
比起这种欲言又止，在禁忌相对较少的微博和论坛上，“不可承受的时代嘱托”的确仍在继续，并且仍然比文学技巧更能吸引目光。作为南方都市报被放逐的前领袖，程益中就算觉得莫言“有点儿冤”，但仍要声明“他在替他赖以容身的体制买单，替认同他的官方意识形态付账”;民营图书出版商张小波恨屋及乌地就此宣布，“接受作协供养、无其他正当性工作、从作协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作家，都是无耻下流之徒”;作家阿丁更是要反唇相讥那些口口声声“道德绑架”的莫言支持者：“‘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他们说话的时候正确得像上帝……如果按照这种混蛋逻辑，只有死人和婴儿才能批评恶。”
但如果只是这样，恐怕莫言也不会那么“忧虑忡忡”。问题是，“不可承受的时代嘱托”搭载着李长春的贺信也从另一个方向到来了。所以，就算这位中国作协副主席再不情愿，恐怕也难逃成为各方用来夹带“私货”的工具之命运。
或许还是为此奖立下大功的瑞典翻译家更了解她的中国朋友吧，陈安娜的微博感叹是：“以前很多人批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说这个奖太政治化，现在有人批评他们说这个奖不够政治化。瑞典有一句俗语：‘无论你转身多少次，你的屁股还在你后面。’意思就是说，无论你怎么做，人家都会说你不对。”
是的，莫言多少有点“里外不是人”。“文人相轻”的不仅来自公知阵营，还有反公知的干将——比如韩德强，他刚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抱怨“怎么火烧赵家楼叫爱国行为，砸了几辆日系车就叫暴徒呢”，就又通过网络留言声明：“对莫言从来没有好感。用欲望否定意志，用下半身否定上半身，用兽性否定人性，用意识流否定结构，用胡思乱想否定现实，用个人否定社会，用地主仔子的哀怨否定共产党和新中国。所以，才会被西方看中。三十年文学流氓化、汉奸化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