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捐钱的事，老爷子心里有本谱：1997年，天津要举办世乒赛了，老人捐献了一笔——咱是东道主，得捐；过一阵子，得知附近的红光中学藏族学生多，其中不少都是贫困生，白方礼就把钱捐那儿去了；教育得从娃娃抓起，下一次的款就捐给了某个小学；后来，老人得知大学里贫困生也多，1995年以后，白方礼就集中往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里捐。
然而，对于钱捐出去以后的事，老爷子毫不关心：
八十年代刚开始捐款那会儿，有的学校连个捐款证书都没给，有的收下钱后就写一张条，白方礼一句也不多说，捐完就走。时间久了，自己也忘了曾给哪里捐过多少。资助贫困大学生，他更不会问学校，自己的钱帮了哪几个学生，也不希望受助的学生知道自己的名字。老人说：「我不图什么，只要他们好好地做人，为国家做贡献，就可以了。」
进入九十年代后，有些学校开始组织捐献仪式，开座谈会。常常，一批慈善捐助者中，不是公司老板，就是白领，三四十岁，衣着挺刮。只有白方礼一个白发苍苍、一脸皱纹的老人，身上穿的还是蹬车时的旧军大衣。一看见他，底下的学生立刻鼓起掌来，热烈，持久。
渐渐地，白方礼做好事出名了，陆续获得了「全国支教模范」、「中国消除贫困奖」等荣誉，请他上台，采访他的也多了起来。然而，这些对他并没有任何改变。脱下红绸带，藏起奖状奖杯，白方礼仍旧是那个本色质朴的白方礼。每天早晨六、七点出门，他依旧蹬着自己的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一心要把捐献事业进行到底。
1995年，白方礼82岁了，一双蹬三轮车的脚再也蹬不动了。他把家乡的两间老屋卖了，在火车站附近租了个铺位，和几个贫困大学生合伙，卖起了水果、食品。老人给铺子起名叫「白方礼支教公司」。为了支教公司，他干脆从家里搬到这个只有三平方米的小铺子里，起早贪黑，把赚来的钱继续捐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