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晓波眼里，2008年9月份爆发的金融危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8年9月到2009年6月，这是防止经济箫条的拯救运动； 第二阶段是2009年7月到2009年12月，是关于金融政策的争论阶段；第三阶段是2009年12月至今，是关于房地产政策的争论阶段，并且还在继续。”而他担心的是，争论继续下去，很可能会让民营地产商成为最后承担所有市场泡沫代价的人。
作为著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对于当今中国民营企业家和民营资本有着自己深刻的观察，有时甚至会传达出对民营企业生存环境的悲观看法。在今天的第六届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论坛上，他直言从古至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就未曾有过真正安全的生存环境，不少曾经的共识更是渐渐在被我们抽丝剥茧般的质疑。
他特别提到现在有几个情况，第一是产业被严重割裂，民营资本越来越“轻”。“2009年以来，国有资本利用金融危机，在重大产业中形成垄断性控制，为1978年以来最罕见的现象。到今天为止，很多企业家对再投资本这件事情已经失去了很大的信心。”
中国的企业家有两个浪潮，第一个是移民浪潮，第二个是投机浪潮。“大家觉得赚钱快的可能是私募，或者是风投，做实体的变成了一个很愚蠢的事情。”“前两天有一个企业家跟我讲，很长一段时间都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说你看那么多的家电也都在做房地产，结果我们的知名度非常低。他对做实业产生了自我怀疑。”这种情况大概是90年以来产生的，那时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信心最低落的一个时期。
还有一个现象是，很多社会共识丧失。“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企业家变得有点不知所措。”吴晓波将解决思想问题看作是解决民营企业的安全和信心问题的前提。“这些共识，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些思想武器，我们从1978年以来就团结在这些话语之下。”但是变化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当这个国家变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时，我刚从法国回来。前两年我在国外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不是看到这些国家有多少富人，相比之下中国富人太多，其中亿万富翁已经有5.8万人！所以我一点也不羡慕国外的富人数量，我羡慕的是什么呢？是这些国家没有穷人。但是中国呢？可能跑出上海50公里以外，你看到的就是另外一个国家。”
用他的话说，再用强国来凝聚国民可能很困难。
比如，“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有人都会问，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有，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这肯定不对”，他说道。
比如，“发展是硬道理”，这在现在看来也是片面的，因为很多环保问题已然摆在面前。“市场经济被讨论了很多年，它也分好的和坏的，我们要好的还是坏的？”
还比如说，曾经的沿海优先发展战略，“这个战略现在可能也麻烦了，去年就连续出现了7个区域性的发展战略。”
再比如说，国有资本在国计民生中要占主导地位，“真正读MBA的人可能不会在课堂上听到这句话。”
就是这样，许多支持了我们30年的共识，现在却出现了一个个漏洞。
所以，“现在这个时期，我认为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思想郁闷期’。1981年—1983：邓小平第一次“南巡”；1989—1992：邓小平第二次“南巡”；2004—2009年，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第三个思想运动期，我们等待谁再来一次南巡？”
回溯历史，他认为就生存环境角度来讲，其实中国的民营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处在非常不安全的环境之下。
公元前就有“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士人夫不杂于工商”“工商出乡不与士齿”。整个中国的农业经济时期基本上都在秉持类似的原则，无论是贵族经济，世族经济，还是士绅经济都是这种情况。
一直到19世纪盛宣怀写了《轮船招商局章程》，他说“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末筹国计”。“每一次都是在民营企业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安全感和发展以后，又迅速被国有资本放大和淹没，随之而来一个大规模退潮现象，不安全感就会回到我们身边”，吴晓波指出。
“而且，我们看历史上每一次的不安全感或者说国进民退情况的出现，都是国家开始发生重大命运改革的时候。”他举出了许多个历史上颇为重要的时间点作为佐证：1884年这一次倒退，直接导致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1910年这一次，直接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1935年的孔祥熙收编中国银行， 实际上是导致国民经济由自由经济状态变成统制经济状态，民营经济从袁世凯去世以后出现了20年的黄金期，但在1935年世界经济爆发以后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下；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一个当年被称为救星的政权在三到四年当中就消失，这是因为在经济上重新回归到了统制经济；1956 年，公私合营运动，私营企业绝种。经过了30年的发展，很可惜在2004年发生了以“铁本”案为标志的国进民退现象。现在全球金融危机刚过去两周年，这些都是有待未来去检讨的事情。
“这个国家经济成长的战略到底是什么？这是1979年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于光远先生讲的。”吴晓波认为，我们要对现在的国家宏观调控方式，以及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重新思考。他所提到的于光远先生1949年就开始关注并管理中国的宏观经济、经济学界，那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单靠政府投资这样的一个国家战略是不可持续的。
“我记得于光远写过一封信，信里面有28个问号，我前两天读了一遍，大概28个问号解决了两到三个问题，还有二十多个问题没有解决。”
在吴晓波看来，中国改革的整体方案亟待解决。“很遗憾，我们的改革没有蓝图，就知道我们要改变、要富强，但是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却没有时间表。全民需要这样一张表，中国的学术界需要提供给大家一张时间表。”
同时，重新思考企业家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作用，以及与其他各阶层的关系。“中国有80万个千万富翁，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中流砥柱；有1700多万个投资人，这些中坚力量必须要有社会角色。”
“1842年的盛选怀讲道，官商要平等。我记得邓小平南巡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效益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富有的阶层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什么角色，是不是扮演令人摆布的一个角色？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总结来看，吴晓波一心想告诉民营企业家阶层，他们必须要实现从财富自觉到阶层自觉的决定性的演进。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未必需要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所有的权利都得大家自己争取。
即使环境缺乏安全感，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命运始终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上。“所谓寻找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必须是由你自己的强大而生的。”此话一出，引来掌声雷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