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怡的书架上，有一张蒋经国为其授枪的黑白照，当时赵怡和马 英 九为参加军训的同校高中生。作为1949年之后第一个在大陆的大学任专职教授的台湾人，在大陆的台湾企业遇到问题时会去找赵怡咨询、想对策；他也在大陆为官员和企业家演讲授课，讲述小至台湾大到全球的经验。赵怡的经历横跨产业、学界、政界，这让他在谈及企业与媒体的关系时，观点朴实而有说服力。
企业借媒体公益塑造形象
企业要长期发展、永续经营，必须借助媒体进行品牌形象的塑造，将自己是一个正当、守法、受到消费者尊重的品牌形象传递出去。赵怡指出，在台湾，企业通行的做法就是通过媒体做慈善公益，或者企业特殊的领导者以专家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在资金投入上，一个公认的比例则是将企业每年经营收入的千分之三到五用于企业公关和公益。
在台湾，几乎所有著名的大企业都会捐助成立一个基金会，并将其交予有社会声望的人士去经营，从事公益慈善，关注的往往是政府所关注不到的角落。赵怡自己就执掌多家基金会：“现代社会是一个平权社会，有权、有钱的人就应该要多多贡献，赚钱的企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才公平。”
赵怡发现，公益活动的背后如果有媒体推动，其效益就会变得很惊人。为此，他创造了一个名词——媒体公益，也就是借助媒体来加速公益的发展。当他还在东森任职时，曾经做过一项活动，是为台湾一个离岛——兰屿上的孩子送面包的公益行动，因为岛上没有面包店，有些孩子从未到过台湾本岛，从未吃过面包。基金会借用电视专题报道的传播形式，吸引不同领域的企业参与到其中，比如面粉厂给小岛的孩子送面粉，五星级的国宾大饭店派出点心师，一些爱心妈妈也亲自登上小岛教岛上的妇女制作面包。整个活动持续了两周，其影响力之大还导致了第二波的送电脑到原住民社区的活动，那些学电脑的原住民小孩中后来还有人在全球性的网页设计大赛中获得冠亚军。
“台湾本土因为资源太少，未来的发展方向只能是成为一个适合人类居住、有爱心的文明社会。”赵怡说民众有这样的共识，因此每18个台湾人中就有一名志工，就连赵怡九十多岁的母亲都愿意到寺庙做志愿者提来访的同修提供协助。基于这样的环境和土壤，企业自然而然地通过慈善公益塑造自身形象，吸引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这在台湾社会、企业界和媒体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尤其是对那些技术门槛较低的企业而言，利用基金会做慈善更为亟需。
不过，赵怡指出，根据传播理论，任何一个企业或个人想要借助媒体进行形象塑造，必须考虑到五个因素，即权威感、公信力、诚恳度、吸引力以及类同感。美国的快餐业发展史上，有一次著名的广告站，主题就是“where is the beef”。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快餐连锁Wendy’s还名不见经传，但创始人迪布·汤姆斯始终以麦当劳为对标企业，希望有一天能超越麦当劳问鼎第一。机会果然来了，1983年美国农业部调查发现麦当劳汉堡肉馅号称4盎司，但是实际未超过3盎司。汤姆斯抓住机会，拍了一则广告，讲的是一位好挑剔的老太太发现硕大的汉堡包的肉馅只有指甲那么大，不禁大喊“where is the beef”。
赵怡分析说，Wendy’s的目标客户是美国约三千万老人，后者生活较为节俭，最在意麦当劳的“华而不实”。因此Wendy’s的广告主角就用了三位最平凡的老太太做临时演员，来争取与他们有同类感的人。这则广告引发了全美国老年民众的共鸣，Wendy’s当年就赚了数千万美元，“where is the beef”也进入了美国习惯用语的辞典。
赵怡进一步指出，Wendy’s的广告就是与受众之间的类同感，让消费者与企业产生同理心。企业若能如此，再加上外形优美的包装、内涵的真材实料、服务人员的诚信亲和以及平时与媒体的良好沟通，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假以时日，企业定能形成一个良好的形象。但他也指出，目前大多数大陆企业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让人有冷冰冰的感觉。“如果企业与竞争对手的产品条件差不多，但是公共形象较佳，那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如果产品比人家差，形象公关可以来弥补，至少在错误发生时消费者比较会原谅你。但是，如果产品不行，社会形象也不做，那就真的没救了。”
赵怡认为，对于经贸快速起飞的中国大陆而言，企业成为社会中坚的时代已经来临，再过十年媒体体制也可能会改变，将更具独立性，企业现在开始做媒体公关管理依旧来得及，这样才能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新时代的来临。
设立预案机制管理危机
二十多年前，台湾统一企业生产的食品被人威胁用针筒注射饮料罐的方式投 毒，这一行为是模仿1984年发生在日本的“千面人”投 毒事件。当时日本一些食品公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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