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说三国，其实是以“刘皇叔兴复汉室”一国的中心观点来写的。一百二十回中，前四十回写刘备东奔西走二十年一事无成“潜龙勿用”的一段；中四十回写他用诸葛亮，战赤壁、取荆州、入成都、进位汉中王及至称帝，十年间“剥极而复”的一段；后四十回则写刘、关、张未能坚持联吴灭曹的战略，以致五年间三人先后含恨离世，其后诸葛亮虽南征北伐、鞠躬尽瘁，却终无力回天，“盛极而衰”的一段。在这由喜入悲的转折点中，有一个较不显眼的关键人物，便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吕蒙。吕蒙继周瑜、鲁肃之后成为东吴水陆都督，当中有一段插曲：
话说关羽围攻樊城，大败来援的曹军、擒于禁、杀庞德，声威大震，却不防中了毒箭，让神医华佗疗伤后，余怒未息，续攻樊城，想要一举捣向曹操的老巢许昌（樊城和许昌的直线距离约为现在上海、南京的间距）。曹操震恐之下，发信向孙权求救。这时正好吕蒙也向孙权建议：乘关羽不备，从后夺取荆州，两面都正中孙权下怀。
当吕蒙用装病计让关羽放松后方的警戒，将荆州守军都调往樊城后，东吴可说已完成了偷袭的准备。此时孙权召见吕蒙说：“今云长果撤荆州之兵，攻取樊城，便可设计袭取荆州。卿与吾弟孙皎同引大军前去，何如？”孙皎字叔明，乃孙权叔父孙静之次子也（看来孙权还是信不过“吴下阿蒙”，要派个亲信堂弟孙皎去监军）。
蒙曰：“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若以叔明可用，则独用叔明。岂不闻昔日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事虽决于瑜，然普自以旧臣而居瑜下，颇不相睦；后因见瑜之才，方始敬服？今蒙之才不及瑜，而叔明之亲胜于普，恐未必能相济也。”（你要信得过我，就放手让我去做，假如派个亲信来监军，可难保我俩能和衷共济，这任务能否成功也就难说了。）
权大悟，遂拜吕蒙为大都督，总制江东诸路军马；令孙皎在后接应粮草。
不久，吕蒙果然袭取荆州，擒获关羽，立下了大功。客观而论，孙权在紧要关头能放手让吕蒙去干，确是让刘备由盛转衰，最终只能偏安蜀汉的一个关键点。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一段可为例证。
近来在杂志上读到有人一反常道地说“用人要疑，疑人要用”，感觉很新鲜。2002年，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陈乃醒主任在“中小企业经济论坛”上谈到“疑人要用，用人要疑”时，引起了与会三百多位中小企业家的热议。看来，传统“不疑”论正遭到现代企业家们的“大疑”。
究其实，所谓“疑”，可能是怀疑所用之人的能力，也可能是怀疑他的操守、忠贞，二者大相径庭，适用的场合也要分管理和领导而有不同：
管理上，“用人要疑”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说，“用人要疑”是自然之理。为了防弊、防错，必须针对人性的弱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能制约和相互监督的制度流程。否则，如果企业完全用人不疑，那岂不等于自悬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在头上？几年前巴林银行因疏于防范，让尼克？利森一人亏掉8亿英镑，百年基业一夕化为乌有；2010年台湾某法律事务所同样因流程管控上的漏洞被盗三十几亿新台币，都是用人不能不疑的深刻教训。
因此，不能将“疑”狭隘的理解为“不懂得尊重人的怀疑”，而应该把“担心疏漏对组织造成的危害”当成保护企业、也是保护员工的一种健康、正常的手段。
有次去上海美国领事馆办签证，一进大门，就看到墙上一则英文告示，上面印有美国国务院的免费电话号码，大意是：“如领事馆内的工作人员有不当行为，可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到美国国务院投诉”。这不是明摆着不信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吗？他们没有情绪或反弹吗？看来，只要让自我检查成为常态，那就不致让问心无愧者不悦，而且也会因谨慎小心而不致枉法，实际上对员工是好事。政府机构如此，企业更不用说。
台湾已故历史小说家高阳的名著《胡雪岩》一书，写咸丰年间这个红顶商人的事迹，其中有一段关于用人当疑不疑的讨论：
有个做南
[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