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贾塑造的核心竞争力受到了薛的严厉批评，但她根本不想去扭转，当然这也是作为一个企业家或管理者应有的固执。而且贾强调承包的种种好处也足以对抗薛描绘的理想蓝图:“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了，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成年家在园中辛苦；四则也可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并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余，以补不足，未为不可。”
从职位上讲，贾是大观园物业公司总经理，而薛不过是一个未被官方承认的私人顾问兼业主，而薛对承包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有着自己的考虑:能够直接承包并得到好处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心里仍是不服。如果不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承包就可能因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遭遇种种意想不到的挫折，但薛也仅限于给出一个建议:承包者年终时拿出若干吊钱来分给也在园中辛苦的老妈子们，让她们也能分享改革的成果。
她对承包者说:“还有一句至小的话，越发说破了。你们只顾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支花儿，你们有冤案还没处投呢。他们也沾带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的，他们就替你们照顾了。”
薛这一越权的决定，不仅兼顾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也为承包者的经营提供了新的保障。
贾与薛这对组合代表的是莱茵体系，或说是日德模式。与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相反，该体系是非“金融化”与非“股票化”的典范，其企业文化核心内容是“造物文化”。
在这个体系内，以日本为例，其对员工的终生雇佣制、客户关系中的关联交易、非竞争性合作、政府的经济干预作用这4个特征被英国LSE(经济运作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罗纳德·P·多尔教授概括为“一个长期承诺的社会”。该体系内企业建立在双重理念之上:企业效率标准不仅看它给予资本所有者的回报，更重要的还要看它给予消费者、地方和国家的回报，更重要的是给予雇员的回报。由此而形成的团队实体，其精神凝聚力远非依靠合同雇佣劳动的临时集合体可比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