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并不矛盾，在承担社会责任时，能够体现经济效益，则是最好的统一。”杨斌说。
杭州富伦造纸厂就是在利乐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回收再生厂。富伦由于采用了利乐包装中的优质原浆，纸厂的产品质量上了一个台阶，经济效益获得提高，而分离出来的铝塑粒子又为纸厂开拓了一个新的利益增长点。“往往我们提供的包装并不能满足富伦的生产要求，所以富伦会在市场上去回收，这样也能够带动消费者的环保意识。这种良性循环，也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杨斌表示。
法律，唯一的准绳？
毫无疑问，企业要在节约能源，进行安全生产方面有所作为，需要大量的投入。“企业仅具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它的资源从事旨在于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表述的传统经济理论，虽然正受到越来越多持“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人士质疑。但企业追求利润的本性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在禹剑看来，企业自身是没有任何动力主动进行这种预防的。由于需要成本的大量投入，“外界也不要对企业的自我道德约束抱有幻想”。他尖锐地指出，像上述的两家企业是早已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安全环保管理体系，但多数企业并不会主动这样做。在他看来，对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来说，要想让他们真正担负起社会责任，“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之形成法律条文，用政府的法律法制进行强制性约束”。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兴起声势浩大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商业惯例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在国际上，是否履行社会责任正成为企业能否进入全球市场的关键。中国环境方面的国际履约压力十分沉重。我们每日耗水量世界第一，污水排放量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中国签署了一系列国际环境公约。目前能源工业尤其是电力工业的发展速度太快，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猛增。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开始向我国大批转移钢铁等重污染工业，我们引进的项目虽然比从前有进步，但在资源利用与环境污染方面，比起不断提高的国际标准，差距反倒越拉越大。如果我们不立即调整产业结构、实施跨越式绿色发展，只从第三个履约期开始减排，那就将付出天文数字的代价。“更为完善的法律的出台，不仅是企业发展的要求，也是整个国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禹剑说，“虽然近年关于安全生产和环保的法律和法规相继出台，但尚不够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