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时学：公共危机中有所谓“象征性价值”在里面。为什么这样说呢？以拉美国家为例，拉美国家搞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很多国有企业被私有化，这些私有化的企业中间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提供公共产品的，像港口、铁路、电讯，也包括电力在内。结果1999年阿根廷首都一个断电的小事故引发了一场公共危机，一是由于引发事故的主体——电力公司没有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二是在人们的心目中，电力公司本应该是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机构，但却被私有化了，没想到刚刚私有化就出现了问题，于是引起了人们对私有企业的怀疑。这件事情因此也有了很多“象征性价值”在里面。
应急：要建立长效机制
《中国经营报》：禽流感这样的公共危机以前好像是发生在比较落后和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但现在欧洲也难以防范禽流感。美国的财力虽然雄厚，但飓风也成了一个难免的灾难。那么，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公共危机是否会有更大的压力？
彭宗超：其实西方国家，如美国、欧洲、日本等一些国家应急机制这一块已经很完善了，但是坦率地说，任何一个国家即使应急机制做得再完善，一些高度不确定性的公共危机也很难应对。
总体上说，我国在危机前的一些准备，或者说防范和预警这一块可能做的还不够。但是一旦进入危急状态，我们的资源动员能力、协调能力和应对能力，的确比其他国家要强。
庞亚辉：公共危机的预防和应对，制度、流程和机制只能说是上层建筑，它依然需要依托于经济基础并受其制约。因此，不同国家在应对不同公共危机的时候，由于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所表现的力度和控制力确实是存在着差别的。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确实差距比较大。
《中国经营报》：国际经验表明，为了有效地预防和应对各种公共危机，制定切实可行的危机管理战略、政策和规划是必要的。我们国家在应对公共危机上还有哪些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