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套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的体制，也根本无法让专业的人发挥所长。英语里有个词叫positionallybadpeople，意思是本身不是坏人，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却做了坏事。宋的积弱从军事上讲就是赵匡胤种下的祸根，在皇帝这个特殊的位置上，他的卧榻情结让他成为了一个positionallybadperson。
哪怕从文官体制上讲，宋也有着致命的弊病。大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上讲过，宋的政府组织是在汉唐宋明清中“最没有建树的”。
宋的文官体制可以概括为责权利不分。首先是对相权的倾轧，宋代为了保证皇权的绝对权威，大大削减了相权。宋代的宰相既没有兵权，也没有用人权，比起唐代大大的衰微。这样的制度，如何出得来唐代魏征、房玄龄这样的名相？这个就像一家没有实权的总经理所运作的公司，事事需要老板的指示，哪里有管理可言？
更可怕的是，这样的宰相还要面对专门从事“清议”的谏官，这个职位在唐代是向宰相负责的，但是在宋代则向皇帝直接负责。他们讲错话也要被免职，但是一般来说，免职之后声望却会更高，反而更有升迁的机会。所以他们会老是和宰相唱反调――否则怎么叫谏官呢？这是一个只对政府发空论而不负责的反对机关，虽然它未必不好，但是却让政府总有掣肘。试想一个宰相和政府一面要对付皇帝，一面要对付谏官，又如何得以施展拳脚？
比起相权衰落和武将不能作为，宋代的地方行政就更为糟糕了。五代十国时地方官员全为武将，宋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武将不再带兵，自然也交出了地方管理权。这样一来，他们只有一个名号，享受朝廷的俸禄，比如浙江督军，官还在，但是派去的却是另外一位文官了。然而这位文官却另外有一个中央政府官员的头衔，只是暂去管浙江的事。所以严格来说，宋代根本没有地方官，只是由中央政府的官员暂时来管理。但即便是这样的地方官，也还要面对比唐代多出三倍的上司，既帅、漕、宪、仓四史，并且地方上的收入还需全部上交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