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P.Magee：在这方面，老实说雇主比我们更有优势。从我们这个角度说，会尽量锻炼学生在不同环境下运用管理学原理的能力。这些原理也许学起来容易，表面理解也没有困难，但只有通过在实践中运用才能真正掌握，而且要多次运用，才能确切理解个中意义。
例如，我们和科大联办的这个EMBA课程会为学生提供去不同国家的不同公司实习的机会，这些学生可以见到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以及一些公司的管理层，这对他们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他们可以接触到某一个特定行业的公司，花时间在那儿完成研究报告。
亚洲元素
《21世纪》：以香港科大的EMBA为例，这是个中外联办的管理项目，来自西方的教授在教学过程中怎么样融合东西方元素？
StevenJ.Dekrey：事实上，许多西方教授来了以后，都会说他们从这儿的学生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联办项目的许多老师来自凯洛格商学院，他们大多来自北美，虽然以前接触过亚洲问题，但没有如此深入，因此他们来了以后就会学习到许多在亚洲做生意的经验。基本上说来，理论与观点是从西方教授那儿来的，但涉及这些理论的具体应用，却要由学生在课堂之间展开讨论，而这些学生大多在亚洲开展业务，这是一种结合的好办法。做生意不是公式化的，而是一种方法，学生应该学会在任何地方都能灵活展开工作。
RobertP.Magee：在和科大联办的这个项目里，西北大学的教授会根据亚洲的特点对课程设置与教案进行改动，但是这种改动并不非常大，基本上93%-95%的内容还是和北美一样。[3][下一页]
《21世纪》：中国的经济在迅速地成长，会出现许多所谓“中国特色”的现象。香港科技大学拥有中外合作的商学课程，但同时又是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你们如何对照中国的特点呢？
陈家强：中国的经济当然是越来越庞大，中国的自身管理问题应该有更多的方向，但我在看这个问题时，我更主要看哪些是“中国特色”的，真正是由于文化产生的问题，而哪一些是由此当前的制度产生的问题。制度不是不能改的，而且是变化很快的，这点你从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引发的制度变迁就可以看出来。当中国随着加入WTO更快地进入现代化的时候，中国的企业也会逐渐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它们的市场也会越来越国际化，所以我认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分清哪些是短期制度因素造成的，哪些是文化因素造成的。[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