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月初的一天下午，身在台北的黑幼龙先生给《新上海人》编辑部打来越洋长途电话，倾诉几十年来他与上海结下的不解之缘。早在1948年黑幼龙就随家人到过上海，“那时我还是小孩子，在上海的公园里看到有金鱼在游，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时的第一印象是繁华，可是贫富差距悬殊，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我住在霞飞路的姨父家里，有好大的花园，自备车进了大门还可以开1、2分钟，属于很富有的人家。”后来黑先生随家去了台湾，他再次关注到上海是在1971年尼克松访华公布了《上海公报》。30多年过去了，他还记得很多从当时的新闻媒体上看到的细节。
1993年，黑幼龙先生在大陆开放后第一次回到久违的上海，他先去找当年的霞飞路，发现已经改名淮海路。他说90年代的上海已相当现代化了，市面繁荣，市民安居乐业。
从那时到现在，黑先生前后不下十多次来上海，大都是为卡内基训练作大型的演讲会。
卡内基训练最先进入北京、广州、西安等地，最后才确定将大陆总部设在上海。黑先生是这样考虑的：“世界500强企业中，至少有426家以上是我们的客户，上海的世界500强企业全国最多；我看好上海会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上海具备大都市的基础，尤其是这里的人文环境和历史渊源。曾有上海的某个部门领导告诉我，上海人的祖先大多是从外地过来的，上海是靠外来移民建设起来的。”黑先生哈哈笑着道：“其实我对上海的历史文化很了解，上海人100多年来始终有一种移民精神。我曾去和平饭店欣赏老年爵士乐队，仿佛记得有几位老乐手是我40年代在上海时就见过的。我还去百乐门跳舞，当年我姨父在那里跳过舞。白先勇的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写了一个从百乐门流浪到台湾的舞女，这些我父母这一辈都很清楚。哈哈哈哈。”
